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山东淄博人。1946年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在本县区武装部参加工作。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到河南尉氏县工作。1953年6月起，在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担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12月起，先后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书记。1964年5月14日因癌症逝世。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15日 14:12 | 来源：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①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任何时候，办法总会比困难多，就看你找到找不到。在办公室里拍疼了脑袋想不出的办法，到群众中走一走，就会找到。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去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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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候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杞阳县阳堌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嗬，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他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无论在办公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我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还要像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哪里，根深叶茂，茁壮旺盛；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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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象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阅读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几行金色闪耀的字上：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梁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 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要提倡少开会，多做工作，少讲空话，多办实事，坚决糾正走马观花，一般化的领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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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利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他问青年人看过《万水千山》这电影没有？他说：“你们看，眼前多么象《万水千山》里的一个镜头呵！”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1.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食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2.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3.不准赌博；4.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5.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会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7.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8.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的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不是不准结婚），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鱼塘是集体的，怎么让我一个人尝鲜？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制度，乱尝鲜，集体财产不就变成私有财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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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我要亲自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掂一掂兰考“三害”到底有多大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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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决不相信这个诊断，人象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说：“你赶紧送他回去，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张钦礼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张钦礼：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那我明白了……。”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这位张钦礼，然后说道：“钦礼同志，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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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奋力集体完成。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①，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 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志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过长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穆青、冯健、周原）
①这是焦裕禄生前总结兰考人民治沙经验说过的两句话。“贴了膏药”是指用翻淤压沙的办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针”是指在沙丘上种上树，把沙丘固定住。
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如今，兰考泡桐如海，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幼桐已长成合抱大树，人们亲切地交它“焦桐”。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15日 15:42 | 来源：
1962年冬天，他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几个月后任县委书记。
父亲到兰考工作这一年，风沙、盐碱、内涝“三害”加上自然灾害，兰考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亩产只有43斤。全县36万人中灾民近20万。
“三害”不除，兰考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父亲动情地说：“小鸡凭着一双爪子挠食吃还饿不死，我们有党的领导，有36万兰考人民，还愁治不了灾，养活不了自己吗？！”
当时兰考的沙土地有24万多亩，风沙非常大，一刮风水井都会被沙填平。当然，最可怕的还是沙丘，沙丘随风滚动，危害很大。一天早上，父亲在村口看见一个农民拿黏土封坟，父亲问他为何这样做。农民说，拿黏土封上坟，种上草，再大的风也刮不动。回去后，父亲立即召开会议，提出“贴上膏药、扎上针”的计划：“贴上膏药”就是拿黏土把沙丘封上；“扎上针”就是种上树，时间长了再大的风也刮不动沙丘了。
兰考有16万多亩盐碱地，寸草不长、颗粒不收。地里有盐、有硝也有马尿碱，必须区分开来。当时兰考没有盐碱化验器，父亲就说：“我有一个从老农那学的办法，这个‘设备’人人都有，结果准确、携带方便，那就是咱们的舌头，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臭的是马尿碱。”父亲领着大家尝遍了兰考的盐碱地，把土地作了分类。
一次，父亲下乡的时候发现一个农民的菜长得特别好，问其原因，才知道是把一米以下的土挖上来翻到上面来种地。于是兰考就开始了土地深翻工作。1963年，在经过改造的盐碱地上，终于种上了庄稼，兰考取得了1958年以来最好的收成。
兰考位于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拐弯处，黄河泛滥留下了许多坑坑洼洼的地方，根本种不了庄稼。更可怕的是一旦下雨，就会造成严重内涝。1963年8月2日到9日，下了整整8天的大雨，洪水横流。有村干部犯愁，写了一首打油诗：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愁来愁去没有头。一些村干部还哭了起来。平时性情很好的父亲当时就急了：“哭有什么用，天还是要下雨、地还是会积水，哭要是有用，我就带头哭。” 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支由水利技术人员、当地干部和县委工作人员组成的考察队伍出发了。父亲生前就画了许多兰考地形图，但直到去世还有很多没画完。
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同时，也严格要求6个孩子，他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
1963年夏天，姐姐焦守凤初中毕业，许多好单位都给她送来招工表。姐姐拿着这些表去给父亲，请他当参谋。父亲脸色一变：“这些单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学校门，你就进了机关门，你缺了劳动这门课。”后来，姐姐到了县食品加工厂工作。其实就是个手工作坊，主要干两种活：腌咸菜和酿酱油。劳动强度大，味道刺鼻，更糟的是，需要两只手伸到咸菜缸里捞咸菜。姐姐的手被磨出许多口子，伤口再被盐水一浸，整个手都是肿的。更让姐姐不能忍受的，是要走街串巷挑着担子去卖酱油和咸菜。
姐姐哭过闹过罢工过。有一天，父亲和姐姐说：“爸爸今天事情不多，陪你卖酱油吧。”刚开始，姐姐还高兴地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可后来，她觉得不对，父亲是县委书记，怎么能让父亲也干这样的活，就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闹了。”
姐姐现在在开封生活，经济情况不太好，她孩子多，下岗、待业的都有。如果姐姐请当地领导给孩子安排工作，也不是件难事，但我们姐妹之间约定，一定要守卫好父亲这面旗帜，虽然不能为父亲争光，但绝不能给他抹黑。父亲是一个贫穷的父亲，但他给我们家子孙留下了精神金矿，祖祖辈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父亲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爱好与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肤黝黑，但长得非常英俊。到兰考前，父亲一直在哈尔滨、大连、洛阳等大城市工作，接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当时父亲有些文艺范儿，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还是个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就在文工团工作，他们工作队排练了歌剧《血泪仇》，由父亲出演男一号。
父亲对生活是很热爱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衣服再旧，也洗得干干净净。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爱钻研。他在大连起重机厂时，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了很多文章。父亲这辈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亲用他的稿费买来的。
但在兰考艰苦的环境下，首先面临的是解决民众温饱的严峻问题，父亲只能舍弃了他一切的爱好，争分夺秒地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就像兰考一位领导干部说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是跑步度过的。”
在葡萄架公社，得知一农民的孩子因无钱医治，生命垂危，焦裕禄立即给县医院打电话，并嘱咐医生说：“这是农民的后代，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孩子的病治好。”住院期间，焦裕禄曾三次打电话询问孩子的病情。在焦裕禄的亲切关怀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这个孩子得救了。医生对孩子的父亲说：“要不是焦书记安排，说什么我们也不敢接这个本来没有希望的病号，这孩子的命是焦书记捡回来的！”焦裕禄逝世后，这个原名叫张徐州的小孩为了继承焦裕禄的遗志，便改名叫张继焦。现在张继焦就在焦裕禄纪念馆长，他每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传颂着焦裕禄精神，感动着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
1963年秋天，有一个大队的花生丰收了，生产队把花生都集中堆放在一个小楼上严格保管，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进去。有一个驻队干部住在小楼的下一层，中间只隔一层木板。这个驻队干部经不住花生的诱惑，就用铁棍把楼板别出一条缝，想吃花生就用棍向上捣捣，一捣花生就会“自动”掉下来一些。焦书记听说这件事儿，亲自下去核实后，在干部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可耻的现象。他教育大家说：“往小里说，这是一件吃几个花生的小事，闭闭眼、抬抬手就过去了；可往大里说，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是我们做干部的大节。要知道，小事反映干部大节，偷吃群众种的花生，就是抢夺人民的劳动果实，就是人民的蛀虫，是强盗行为！”
电影《焦裕禄》峨眉电影制片厂1990年出品。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30集电视连续剧《焦裕禄》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2012年出品。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
长篇小说《焦裕禄》何香久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像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樣、孔繁森、郑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党员，做一个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
山东聊城人。1966年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61年8月参军，历任济南军区总医院警通排战士、共青团聊城地委常委、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I978年作为援藏干部赴日喀则地区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改任岗巴县委副书记兼县检察院检察长。1981年回山东省工作，先产任莘县县委副书记、聊城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林业局局长、行署副专员。1988年第二次进藏，先后任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兼阿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阿里地区政协主席。1994年11月1日在新疆考察边贸工作途中因车祸不幸殉职。
也许，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将不断证明，有一种精神永远不会失落。崇高、忠诚和无私，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绝不会忘记，20世纪90年代，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人格，他的情操，使千万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他，就是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西藏高原。
两次进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生的选择中，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
越野车载着他，向西急驶而去。车窗外，油画般的高原景色一幕幕掠过：清澈的拉萨河，奔腾的雅鲁藏布江，高耸的雪山，明镜般的湖水……孔繁森热爱西藏的山山水水，但此时却顾不上欣赏这高原美景。伸向远方的莽莽苍苍的路，多么像人生之路。回顾过去的路，思谋未来的路，他的心早已飞向了阿里。
孔繁森先后两次进藏，这时已在高原工作6年。按说，他现在应该东进返乡。然而，他却接受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驱车向西，奔赴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地区，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
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而阿里又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最低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民主改革前，野蛮的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藏族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长期处于原始状态。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阿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当地的经济发展仍比其他地区缓慢，群众生活仍比较贫困。那里更需要像孔繁森这样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自治区领导同志征求孔繁森的意见时，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节选）
孔繁森同志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千千万万个领导干部中的优秀代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着重学习他顾全大局、无所奉献的坚强党性；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情怀；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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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工作调动，孔繁森经历过多次。每一次，他都把党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唯一选择。
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他并非不知道西藏天高地远，并非不知道那里生活艰苦，并非不知道远离家乡和亲人意味着什么。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党的召唤。
从踏上西藏高原那天起，孔繁森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这块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孔繁森进藏本来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报到后，区党委见他年轻体壮、意气风发，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征询他的意见，回答仍很痛快：“我年纪轻，没问题，大不了多喘几口粗气。”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为了在农牧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亲自到一个乡试点，又把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30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很多藏族群众守护在身边。198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
在西藏工作3年，孔繁森深深爱上了这片壮丽、神奇的高原，深深爱上了这里的藏族人民。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当地群众要求改变贫穷面貌的迫切愿望。回到山东后，他曾表示：“我这条命，是藏族老百姓给捡回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愿再次踏上那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去工作，去奋斗！”
光阴似箭。1988年，工作几经调动的孔繁森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这时，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摆在他面前。
这一年，山东省在选派进藏干部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准备让他带队。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其实，孔繁森心里很清楚，家里确有不少困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年近九旬的老母，生活已不能自理；三个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有人照看；妻子动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病。自己一走，全家的生活重担又要压在妻子一人肩上。他不会忘记第一次进藏时家里的情景，里里外外都是妻子操劳。有一次，她去刨地瓜，五岁的儿子没人照看，掉进地窖里爬不上来……孔繁森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
一天，孔繁森对妻子王庆芝说：“我带你和孩子们到北京玩几天吧！”妻子感到很奇怪：别说是去北京，就是在聊城，繁森也从来没闲空陪自己和孩子们出过门，这一次是怎么了？带着疑惑的心情，王庆芝和孩子们跟着他到了北京，游览了天安门和长城。途中，孔繁森话里有话地对妻子说：“到了北京，就等于走遍了全国。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就像到北京一样，你和孩子们别牵挂。”听了这番话，王庆芝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从北京回到聊城后，孔繁森一直在想怎样对妻子开口。一天夜里，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庆芝，组织上又安排我进藏了……”话还没说完，王庆芝的眼泪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看着妻子难过的样子，孔繁森的心里也一阵阵发酸。他动情地说：
“庆芝，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等从西藏回来，我一定会加倍地补偿。”
“你就放心去吧”，王庆芝抽泣着说，“一个人出门在外，好好保重身子。”在那些日子里，王庆芝一边为丈夫收拾行装，一边悄悄地抹泪。要走了，孔繁森默默地站在母亲面前，用手轻轻梳理着母亲那稀疏的白发，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朵旁，声音颤抖地说：
“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过好多条河。”
“不去不行吗？”年迈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舍不得地问。
“那就去吧，公家的事误了不行。多带些衣服、干粮，路上可别喝冷水……”
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
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91年，一次车祸把他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颅骨骨折，高烧昏迷。住院治疗期间，一天，他得知一所学校发生了问题时，便不顾高烧未退、眼睛充血，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现场处理。在他和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这一次，听说孔繁森要延长在藏时间到阿里工作，有的同志劝他：你是山东的干部，已经先后两次进藏，该吃的苦也吃了。凭你的政绩和能力，回去一定可以干得更好、进步得更快。听了这话，孔繁森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怎么能说我是山东的干部呢？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之去拼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从拉萨到阿里地委、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将近2000公里坎坷不平的路程。孔繁森离开拉萨两天后，进入阿里地区措勤县境。藏北大草原那雄浑、壮美的景色展现在他面前：远方，绵延起伏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壮丽，广袤无垠的草原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际。近旁，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玛尼堆披挂着祈祷吉祥的五彩经幡，一堆堆高寒地带特有的红柳丛在阳光下像火一样耀眼。天空，时而白云朵朵，时而乌云密布；原野，时而大雪纷飞，时而风沙弥漫……
孔繁森是一个感情丰富、兴趣广泛的人，喜爱读书、写诗和摄影。眼前这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为了祖国西南边陲这神圣的土地，多少先辈曾在这里奋斗拼搏、流血牺牲。如今，党把自己派到这里，这是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进入阿里地界，孔繁森的调查研究也开始了。当天夜里，他风尘仆仆地到达措勤县委所在地。第二天上午，他不顾旅途劳累，召集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并结合贯彻党的十四大会议精神，商讨如何发挥当地优势，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途径。随后，他又去看望和慰问驻当地的武警部队官兵。
经过对沿途措勤、改则和革吉三个县的实地调查，孔繁森透过这些地方贫困落后的现状，看到了当地蕴藏的巨大优势，即：丰富的畜产品和矿产品资源。他兴奋地对同行的同志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原材料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对有着丰富资源的阿里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契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阿里经济发展的步伐。”
为了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雪域高原上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迹。风雪中，他把自己的毛衣脱给一位藏族老阿妈……
孔繁森到阿里后，40多封请求调离的报告摆在了他面前。这对人才奇缺的阿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重重心事加上高山反应，使孔繁森彻夜难眠。他索性把住在近旁的地委秘书长叫了过来。没有电，两人就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聊了起来。
孔繁森说：“要求调走的那些同志在阿里工作了多年，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现在，他们申请调离，主要是对阿里的前途缺乏信心。我看，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阿里发展的突破口。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我们用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凝聚人心，调动干部们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就一定能把阿里的经济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这一夜，他俩谈地区的工作，谈当地的优势，谈阿里的未来，越谈越兴奋。电池用完了再换上一节，炉火不旺了再添上几块焦炭，一直到曙光初露。
4月25日，孔繁森主持召开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他给大家布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寻找阿里发展的优势，从困难中寻找光明的前途。
会后，孔繁森和地委、行署其他领导成员分头带队到基层调查研究。
到阿里赴任前，孔繁森已把自治区的各有关部门跑了个遍，将阿里地区的自然概况和历年来经济统计数字都抄在笔记本上。为了进一步摸清阿里的情况，他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地跑。从措勤到札达，从普兰到日土，实地考察，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南方的边境口岸到藏北大草原，从班公湖到喜马拉雅山谷地，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孔繁森
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党的干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我要给西藏人民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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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广人稀，面积30.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只有6万多。有时，开着越野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波一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一顶帐篷。饿了，他们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虽然艰苦，但孔繁森却风趣地对随行的同志说：“高原上的水绝对没有污染，是世界上最优质的矿泉水，等开发出来得用美元来买呢！”他那乐观的情绪，常常感染着周围的同志。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孔繁森恰恰一到阿里就感冒了，咳嗽不止。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就大剂量地服药。病情重了，就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下来，体重减轻了14公斤。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入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洗干净。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经济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孔繁森列举了阿里发展的六大优势：畜产品优势、矿产品优势、旅游优势、边贸优势、政策优势、人口少的优势。
“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阿里虽说偏僻落后，但发展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我有信心和全地区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阿里。”
艰难困苦，对于弱者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则往往是一种无声的召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94年初，正当孔繁森带领全地区人民为实现阿里发展的宏伟蓝图而奋斗时，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席卷了阿里高原。
漫天大雪，吞没了农田、牧场和村庄。凛冽的寒风，把各县受灾的消息传到狮泉河。
“立即行动起来！到灾区去，到群众中去，组织抗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孔繁森的带领下，地委、行署迅速组织了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灾区。厚厚的积雪封死了道路，他们就用铁锹挖，用汽车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灾区。
在革吉县和改则县，孔繁森目睹了暴风雪给牧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大片大片的牧草被冰雪覆盖，成群成群的牲畜因冻饿而死，许多群众陷入缺衣少粮的困境。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灾民，分发救济粮和救济款。风雪中，他高声地鼓励大家：“有党和政府在，再大的灾害也压不垮我们。我们一定能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2月26日，孔繁森来到受灾最严重的革吉县亚热区曲仓乡。这里海拔5800米，是阿里最高的一个牧业点。乡党委书记嘎玛钦尧愁眉不展地说：“大雪连续下了一个星期，最深的地方没到膝盖。全乡有8人被冻伤，牲畜大部分死亡。”
孔繁森心情沉重地把全乡每户牧民的损失情况一一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用坚定的语气对嘎玛钦尧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先保人，再保畜，一定要把群众的情绪稳住，团结起来同灾害作斗争，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雪花在凛冽的寒风中狂飞乱舞。一会儿工夫，大家都变成了雪人。人们穿着大衣，还是感到阵阵发冷。脸、手和脚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把外衣脱给了在风雪中哀嚎的小羊羔，自己却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手捂住脸，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猛地转身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一套毛衣毛裤，递给那位老阿妈。老阿妈伸出已经冻僵的双手，接过那还带着体温的毛衣，嘴唇颤抖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顶风冒雪，孔繁森背着他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的小药箱，走村串户，慰问受灾群众，给被冻伤的牧民们看病。他早年在部队医院当过兵，粗通医术。来西藏工作后，为了解决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他做了大量工作。每次下乡前，他都要买上几百块钱的药，为农牧民看病治病。一次，有位70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危在旦夕。当时，没有其他医疗器械可用，孔繁森就将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又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然后又为老人打针服药，直到转危为安。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长时间的高山反应，持续不断的超负荷工作，使孔繁森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他感到眼前阵阵发黑，身上不住地冒虚汗，但还是坚持着给冻伤的牧民一一做了检查。尔后，又把解决曲仓乡受灾牧民的搬迁、转场和买牛的资金及口粮、油料等问题一一研究落实，直忙到凌晨2点多钟，才躺下休息。
夜，很深很深了。狂风仍在不停地呼啸。奔波劳累了一天的孔繁森躺在帐篷里，剧烈的头疼使他怎么也睡不着。凌晨3时许，他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有高原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的孔繁森，预感到死神正向自己逼近……
对孔繁森来说，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在赴藏前，他就请人写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进西藏后，他又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那远在家乡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昏昏沉沉中，他默念着亲人的名字……想着，想着，泪水挂满了脸颊。他强支起虚弱的身体，打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给同行的小梁写下了这样的交代：
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 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阿里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在地委和行署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雪灾，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但这场雪灾毕竟也给阿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雪灾和连续几年的旱灾、风灾，使孔繁森深深感到：光靠救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只有尽快建立起抗灾防灾基地，才能使群众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他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这一年7月，孔繁森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返回，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当面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陈述想法，争取支持。当时，他母亲正卧病在床，水米不进，家里几次催他回去，可为了阿里地区6万多群众，他只好在心里默默地为母亲祈祷、祝福。
孔繁森
每当我看到这些孤寡老人，就像见到远在家乡的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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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份的北京，正是酷暑季节，孔繁森顶着似火的烈日，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汇报灾情。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就到有空调的商店里避一避。饿了，就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碗面条。次数多了，随行的同志难免有些抱怨：在摊上吃，既不卫生，也太简单，而且有失地委书记的身份。孔繁森很动感情地说：“想想灾区那些还在 饿肚子的群众，大鱼大肉咱能吃得下吗！”
在北京的20多天里，孔繁森先后跑了十多个部门，每到一处，他都把记录阿里灾情的录像带放给有关同志看，一边放一边讲灾区群众的困难，说那里条件的艰苦，谈建设防灾抗灾基地对阿里的特殊意义，人们无不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
阿里的灾情引起有关负责同志的重视，破例为阿里解决了一大笔救灾款和项目资金。资金落实后，孔繁森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西藏和平解放40多年来，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200多亿元。这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总投资23.8亿元的62个援藏项目。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中央对西藏这样关心和支持，如果自己做不好工作，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藏族群众？
返回阿里后，孔繁森向地委和行署干部迅速传达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关心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我们怎么办？”他和地委、行署一班人提出，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工作思路，新的行动姿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开创阿里工作新局面”。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一班人的带领下，阿里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1993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1.1亿元，比上年增长6.87%。一幅全面振兴阿里经济的宏伟蓝图，正在这雪域高原上成为现实：
――2000千瓦的朗久地热电厂重新发电，高原的夜晚不再漆黑，明亮的灯光同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
――年产值可达上亿元的山羊绒梳绒厂和鱼骨粉加工厂、硼矿脱水厂、水泥厂等相继在空旷的荒原上拔地而起，隆隆的机器轰鸣声打破了千年的沉寂；
――随着普兰、什布奇口岸的开通，至边境强拉山口公路的竣工，阿里高原向世界进一步敞开了开放的门……
三个藏族孤儿，900毫升鲜血。他向人民奉献的是比血还浓的炽热情感，是博大、深沉和无私的爱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一张献血证明，上面写着：
兹有孔繁森同志于1993年曾先后三次来我库自愿献血900毫升，已按医院规定付给献血营养费900元整。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当时在拉萨任副市长的孔繁森立即赶赴灾区。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三个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哭喊着扑到他的怀里。孔繁森抚慰着三个孩子：党，就是你们的亲人。一定会让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还要送你们上学。他嘱咐当地干部务必要安置好这三个孩子。孔繁森紧张地忙于救灾，也一直牵挂着三个孩子。不久，他再次来到羊日岗乡，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这三个孤儿的责任。
一个人孤身在外，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晚上，工作了一天的孔繁森回到家，先要给孩子们做好饭菜，然后再教他们读书认字。夜里，就和孩子们挤在同一张床上。那时，曲尼12岁，曲印7岁，贡桑只有5岁，睡觉时经常把尿撒在床上，他就不厌其烦地换洗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总要带孩子们去商店、逛公园，给他们买衣物，陪他们玩，就像对待他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
一天深夜，曲印突然肚子疼得“唉哟，唉哟”叫个不停。孔繁森从睡梦中被吵醒，他爬起来给曲印吃了药，可还是不行。孔繁森着急了，背起孩子直奔医院，整整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疲惫不堪地回来。
看到孔繁森一人抚养三个孩子负担太重，拉萨市市长洛桑顿珠领走了曲尼。
生活条件变了，曲印和贡桑吃东西也开始挑剔起来。孔繁森觉察到孩子的这一细微变化，就对办公室的小崔说：
“让孩子们走一走家乡的土路，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再过几天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说着，孔繁森把曲印和贡桑喊了过来，他抚摸着兄妹俩的头语重心长地说：“记住，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家乡，将来长大了，好好建设自己的家乡。”
尽管孔繁森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每次下乡，他总要把钱分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有时连交伙食费的钱都不够了。收养孤儿后，经济上更加拮据。过去他一个人，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可他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
1993年春的一天，孔繁森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护士看着他那已经斑白的鬓角，婉言劝道：“您这么大年纪了，不适合献血。”
孔繁森连忙恳求道：“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
殷红的鲜血，从孔繁森的体内缓缓流进针管。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鲜血，是从一位日夜操劳的领导干部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去拉萨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孔繁森对自己，就是这样节俭、吝啬，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省下的工资，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为此，他曾多次流露出对家人的内疚之情。但为了帮助那些有困难的藏族同胞，他只好委屈自己的家人。
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的情感，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太阳和月亮有着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光明；汉族和藏族拥有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是孔繁森非常喜爱的一首歌。他曾多次对人这样讲，每当看到藏族的老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每当看到藏族的孩子，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儿女。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全市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48所，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和孩子们的心田。
孔繁森
为为滴尽最后一滴血，让别人洒下诚实的泪珠，数一数，那就是人生价值的珍珠。为神圣使命而牺牲，无论在哪里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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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里，有个叫琼宗的老人，至今保存着孔繁森送给她的一双棉鞋。老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隆冬的早晨，孔繁森副市长冒着寒风来到敬老院，发现老人的鞋子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便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自己的怀里。第二天，他又托人给老人送去了一双新棉鞋。不久，他又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半导体收音机。接过孔繁森自己掏钱买的收音机，老人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叫旺姆的老人激动地对孔繁森说：“还是新社会好哇！要是在解放前，像您这样的崩布拉（当官的）连见都见不到呀！”离开敬老院时，老人们自动站成一排，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
有一次，孔繁森到拉萨市林周县阿朗乡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走进一个房间，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爸的脚因烫伤溃烂发炎了，便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为老人擦洗涂药，然后用纱布把脚裹好，还把自己穿的灰色风衣脱下来披在老人身上。临走时，他又掏出身上仅有的30多块钱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感动得直掉眼泪，口中不住地念叨：“活菩萨，活菩萨！”
孔繁森在阿里工作时，一天，他到噶尔县门士区检查工作，看到草滩上有几间土坯房，听说那儿住着两位孤寡老人，便走了过去。他推开门，借着火塘的光亮，看见一位藏族老阿妈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阿妈啦，党派我看您老人家来了！”说着，他随手摸了摸放在地上的口袋，糌粑不多了；又摇了摇一旁的酥油茶壶，也快空了。原来，政府给老人的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花光了。孔繁森马上掏出200元钱给随行的同志：“快去给老人买些茶叶、食盐、酥油和大米来。”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另一位孤寡老人的家，只见老人病着躺在一张破羊皮上。孔繁森心情沉重地对区里的干部说：“马上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看病，另外再买块床垫来，要厚，要暖和。”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去噶尔县，孔繁森必定要托人给这两位孤寡老人捎些钱、粮食和衣物。
没人能说得清，像这样的事孔繁森做了多少件。有人说，他做的好事就像盛开的邦锦花，洒满草原。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事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就像那奔腾浩荡的雅鲁藏布江，最初的源头不过是阿里高原上的一条小溪，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平凡小事，铸就了一个共产党员品格的崇高和伟大。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正如孔繁森在一首诗中所写，他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像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样地纯洁，那样地深沉，那样地博大。他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在一场车祸中不幸殉职，时年50岁。噩耗传到阿里，传到拉萨，传到山东，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8.6元；一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许多人站在孔繁森的遗像前泣不成声，泪如雨下。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在阿里，在拉萨，在聊城……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繁森。
“波拉，波拉（爷爷）！您不能走，我们舍不得您哪！”孔繁森收养的两个藏族孤儿，捧着他的遗像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喉咙。
“孔书记，我的好书记，让我替您去死吧！”孔繁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双膝跪地，两手深深插进墓穴的黄土，嚎啕大哭，悲痛欲绝。
一位藏族老人匍匐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哭喊：“孔书记，您不该去呀！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您啊！”
阿里的一个画家虔诚地跪在孔繁森的遗像前，一边落泪，一边为他画像。画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当画稿完成后，他将画笔折成两截……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一幅幅低垂的挽联，诉说着人们的巨大悲痛，倾吐着人们的无限哀思和崇敬之情。
就像那许许多多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献给了西藏高原的先辈那样，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也把他那高大的身躯融入这片壮丽、神奇的土地，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人民日报》1995年4月7日，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西藏日报记者、大众日报记者）
1995年4月11日，西南政法学院举行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动员会。会上，孔繁森同志的女儿——法律系93级学生孔玲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不禁又一次泣不成声……
去年10月，我与在西藏阿里的爸爸通了一次电话。我要爸爸多爱惜自己的身体。爸爸逐是像往常一样，说他一切都好，叫我别挂念。当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家时，他说:“玲玲，我是一名党员，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也要讲点奉献啊。”我情不自禁地向他抱怨道：“奉献！奉献！您奉献了几十年自己得到了什么？不光自己受苦，也让奶奶、妈妈和我们跟着受苦!”爸爸在那边哽咽着不语了，我却继续向他哭诉：“别再哄骗我说您快回来了，我都受够了！您在西藏已经有了您的事业，而我们个个都像是您所厌烦的！”“玲玲，你怎么也这么说呢？”爸爸在电话那边的回答更像是质问，因为我的哭诉深深地伤害了他。“啪一声，爸爸和我都痛苦地挂上了电话。我没有想到，我再也听不到爸爸的声音了。对不起，爸爸！女儿不是要有意伤害您！
可是，当我可以抱住爸爸的时候，却是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我哭着扑倒在他的身上，我大声呼喊：“爸爸，我是玲玲，您睁开眼看看我呀！”但爸爸留给我的，除了那斑白的头发、苍老疲惫的容颜，就是我永远得不到他原谅的深深的悔恨。我多么希望泪水能冲洗掉这一切啊！
的确，如果不是接受了爸爸的信念，我怎么也不会理解爸爸的奉献。前年暑假，我和妈妈去拉萨看望爸爸。由于高原严重缺氧，本来身体就很差的妈妈又一次出现了胃大出血。我发了一封封加急电报给爸爸，又打电话求他赶快来，可他回答的一直是一句话：“玲玲，照顾好妈妈，我马上就来！”直到十几天后，他才从千里之外的阿里赶到妈妈的病床边。
爸爸虽然在生活上欠我们子女的太多太多，但在思想上、政治上要求却十分严格。考上西南政法学院离开爸爸来重庆前，我本来以为爸爸会给我一两千块钱，但他只给了500块，说：“这点钱，买个录音机，剩下的省着点花。”还跟我“约法三章”:不许谈恋爱，不许跳舞，不许吃喝玩乐。去年4月，我把进学生党校学习的事告诉了爸爸，他对我说：“玲儿啊，从此你就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去年11月，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但爸爸却再也不能督促我的进步和成长了。
其实,爸爸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特别孝顺，他常说:“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尊敬老人的感情都没有，那还叫什么人？”
奶奶已经90多岁了，在家里，爸爸经常为奶奶洗脚、擦背，端屎端尿，只要在家里，他一定抢着干这些事，奶奶吃剩的饭菜，我们通常是不吃倒掉的，爸爸见了后，一定抢过去一口一口吃掉。
爸爸第二次进藏，是带着对奶奶未尽的孝心离开家里的，当我进藏去看望他时，才发现他像对奶奶一祥，把自己的孝心奉献给了那么多的藏族爷爷和奶奶。我想，像爸爸那样善良的人，是一定会那样做的。
在大学里，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女孩子都非常喜欢爸爸，她们都跟他通过信，在信中亲切地叫他“孔爸爸”。爸爸说过，他一定要来重庆，看看他的几个“干女儿”。他本来打算去年初来重庆的，但因为工作一拖再拖。就在爸爸出事前几天，他在新疆买了6顶维吾尔族小帽和6条丝巾，准备办完公事后，年底到重庆来，送给他的“干女儿”们。可是，爸爸的这一美好愿望却没能实现。后来，我去新疆带回了这些珍贵的礼物，同学们睹物思人，失声痛哭，大声呼唤他们的“孔爸爸”。
爸爸已经走了，但他把爱祖国、爱人民这种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留给了我。我要像爸爸那样去生活，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有一年，孔繁森的妻子王庆芝带着小女儿孔玲到西藏去探望他。孔玲到罗布林卡去参观达赖新宫，里面有些展品旁标有提示，不让照相。孔玲想留个影，工作人员不让她照，陪同她去的人说：“这是孔市长的闺女，来一次不容易，你们就特殊照顾一下吧！”后来，孔繁森得知此事后很不高兴，就批评孔玲说：“你怎么能这样呢？那明明写着不准照相，你为什么非得违反规定？守规矩要从小事养成，不允许做的事情就应该自觉不做。还说是孔市长的女儿，布长的女儿就更应该遵守规定！”
1981年，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那些天，我天天盼早日见到爸爸，可当爸爸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既紧张又害怕张不开口叫—声爸爸。在我的印象中，爸爸身材魁伟，红光满面，而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又黑又瘦的人。爸爸走进家放下行李，我们满以为爸爸会带点好吃的东西，谁知他带回的只是一个菜墩。妈妈说：“你出那么远的门，怎样也不给老人、孩子带点东西？”爸爸沉重地说：“我回来时将所有的东西和钱都给了藏族的老人和孩子。咱们的老人 和孩子比他们要幸福得多。”
1994年4月，大雪之后的阿里，又赶上了一场肝炎病毒的冲击，地委、行署部分干部染上了乙肝，住进了医院。对肝炎病人，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孔书记却经常去看望他们。医护人员出于对孔书记的关心说：“书记，肝炎的传染特别厉害，您应少接触些。”孔书记微笑着时说：“我知道，但病人更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安慰。”
电影《孔繁森》山东电影制片厂、杭州华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1995年联合摄制。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6集电视连续剧《孔繁森》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西藏电视台1995年联合摄制。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等。
图书《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荣获全国优秀党建读物奖等。
先进模范不能忘记，牛玉儒同志是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的楷模。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牛玉儒这样的同志。
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977年3月，任通辽县莫力庙公社党委书记。1979年7月起，在哲里木盟党委组织部工作。1980年5月，调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83年3月起，在自治区纪委先后任秘书、秘书长、常委。1989年11月起，先后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兼办公厅党组书记。1996年11月，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2001年2月，任自治区副主席、政府党组成员。2003年4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04年8月14日病逝。
——追记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牛玉儒
2004年8月19日清晨，青纱挽幛的车队从火车上接下牛玉儒，缓缓驶向他生前关注的引资项目、城建工地。
站前广场、中山路、开发区、机场路、新华广场、各小街巷……
像生前一样，虽然是“塞外青城”——呼和浩特的市委书记，他出行却不想惊动任何人。但这一次，他被闻讯赶来的各族群众包围了。
道路两旁，人们排起了长龙。晨风轻托起手中的挽幛、泪水沾湿了胸前的白花。“牛书记，你回家了！”“牛书记，我们怀念你！”……人群跟着灵车，一点一点向前挪动，想再多陪牛玉儒一程。出租车鸣起长笛，一声声像是青城人深情的呼唤……
《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向牛玉儒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节选）
学习牛玉儒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加压力、负重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学习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求真务实、公道正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领导作风；学习他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心系群众，为人民的利益不懈奋斗，把一生献给党、献给人民的公仆情怀；学习他清正廉洁、勤奋为官、无私奉献，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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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之中有天平，这天平总向着一心为民谋利益的人倾斜。
2003年4月10日，牛玉儒被任命为呼市市委书记。到他去世，牛玉儒在呼市工作仅仅493天。
但呼市的干部群众，却有一个共同感觉：这个书记与众不同！
青城人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认识了这位新任市委书记。
疫情凶猛。“封城”传言四起。老百姓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生活必需品被抢购一空。不法商贩趁机哄抬物价，一斤萝卜竟卖到了8块钱！
就在这时，牛玉儒来到了百姓中间。他到的都是最危险的地方：非典医院、疫情社区、垃圾清理场……新书记连口罩都没戴，就和身穿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一一握手、亲切问候，现场解决划定病区、后勤保障等问题。
“人家书记都不怕，咱怕啥？”看到牛玉儒，人们悬着的心，很快落了下来。牛玉儒及时指挥调度，由政府拨款调运物资稳定市场，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
40多天里，牛玉儒的足迹走遍了市四区的大部分社区街巷；40多天里，牛玉儒办公室的灯光几乎没熄过，每天开会到深夜。散会后，牛玉儒亲自从网上下载北京、广东等地抗击非典的经验和做法，分类整理，转发各部门。其他同志早上一到办公室，就会发现牛玉儒批的文件和资料早已摆上案头，而此时牛玉儒早已到基层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需的问题去了……
两个月艰苦卓绝的攻坚战结束了。已40多天没回过家的牛玉儒，拖着疲惫的脚步踏进家门，整整瘦了3公斤！
牛玉儒瘦了，但他在呼市百姓心中的形象却大了、高了。
“呼市越看越像个‘嘎查’（村庄）。”由于历史欠债，呼市城市建设一直不能让老百姓满意。牛玉儒接过前任的接力棒，又打响了改造青城的战役。
烈日炎炎，尘土扑面。牛玉儒徒步几公里，实地察看东风路环境整治情况。他一步一步地量着走，从道牙到绿化带以及便道的铺装，从砖的厚度、强度到树木的养护，即便花草的搭配，他都一一过问，反复叮嘱。城建部门的同志，无不惊叹他的“内行与专业”。
牛玉儒说：“搞城市建设，就像装修自己家一样。哪些地方需要装修，怎么装修，必须时时做到心中有数。”
这“心中有数”是牛玉儒用脚步量出来的。城建部门的同志最怕他下班时间打来电话——准是牛玉儒又在街上转悠时发现了问题。
一个下雨天中午，建委的同志接到了牛玉儒的电话：“快到青城公园来！”等在公园里的牛玉儒对他们说：“公园本应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就因一元钱的门票，把多数市民挡在了门外。要想办法把这里的破烂收拾出去，把公园建得漂漂亮亮，开门让老百姓进来。”
建委的同志怕公园开放不好管理，一时想不通。牛玉儒耐心地解释：“这不是收不收门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部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要通过公园开放，促进城市园林绿化的大发展。”临末还鼓励一句：“什么时候你们把公园都治理好了，我来请你们客！”
不久，呼市的公园全部免费开放，还绿于民。青城人找回了“青”的感觉。
牛玉儒出门时爱“打的”。不少“的哥”不经意间就成了书记的“高参”。“的哥”杨树林就在一个周日上午拉过牛书记，向他抱怨为找厕所，得绕行好远才能找到，道路拥堵也影响出租车生意。
此后不到一年，呼市街头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现代、新颖的公厕。原来拥堵的马路，几个月内就拓宽了。路畅了，出租车生意就好。“的哥”成了牛玉儒的铁杆“追星族”，提起他就赞不绝口。
大街美了，牛玉儒还要看小巷：“光大街美不行，老百姓可生活在小巷里啊！”他发现很多学生下晚自习后，在漆黑的小巷里行走。他摸了摸底儿，这样的“黑巷”有47条，随后就一一点名让城建部门装上路灯。“黑巷”一片光明，老百姓的心更是透亮。
一个周日，牛玉儒发现新铺好的便道上有根电线杆正挡在盲道中央，他对管城建的同志发了火：“这样的盲道盲人怎么用？这不是害人吗？”当即要求对市区内所有的盲道全面检查、清理。全市几万残疾人由此受益。
牛玉儒
效益不能只拿钱论，要将社会效益和经验效益综合起来考虑。公园免费开放后，园林部门虽然损失了200万元，但是对社会的贡献却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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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原是呼和浩特的“害河”。夏天发洪水，冬天沙尘飞。市民避之唯恐不及。
牛玉儒上任不久，就成了东河整治工地的“常客”。为保证抢在洪水来临之前结束河底和两岸工程，他早晚都要去工地。工地从头到尾3公里路，他疾步如风，每次去都“量”几遍。
东河工程完工，呼市百姓有了新去处。智能喷泉冲天而起，绿化隔带分布两岸……东河，人潮如流，游客不断。
青城变了，青城百姓，就在一草一木的变化中，真切感受到这个新书记身上透射出的两个字：“勤政”。
“牛玉儒同志是全自治区最有激情的干部之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这样评价牛玉儒，“不论干什么工作，他都充满信心，充满激情。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他自加压力，负重前进，不给自己留余地，不给自己留后路，远见卓识，思想超前……”
牛玉儒常说：“不要谋着做大官，要谋着做大事，要做人民拍手称快的好事、实事。生命一分钟，敬业六十秒！”
1996年到2001年，牛玉儒在包头当了4年多市长。
在市委领导下，牛玉儒接连干了几件大事：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实现稀土高科、北方重汽等企业股票上市；抓住震后重建机遇，引入资金进行高水准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使包头成为闻名全国的西部“明珠”，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2001年到2003年，牛玉儒到自治区任副主席，分管外贸。经过认真调研，他反复算“积极进取”的账，硬把外经贸口引资、进出口贸易等任务指标，定得比原来的翻了一番。自治区领导不信：如果目标实现了，自治区财政拿200万元奖你们！结果，奖金真被牛玉儒他们拿到了！
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牛玉儒身上有股“魔力”，他到哪里，哪里就发展；他到哪个岗位，哪里工作就有起色；他到什么地方，很快就会有好口碑；他接触到谁，谁就会被激起干事创业的欲望。“跟他干很苦很累，要求也严，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愿意跟他干！总觉得有一股冲劲，能成就一番事业！”这，就是一位富有事业心的党员领导干部的魅力！
到呼市担任市委书记，牛玉儒接到的是一个“烫手”的新职位。从自治区副职变为一个地区的主官，级别没变，责任却加重了，况且是难当的“京官”。有点私心、没点胆量的人，不会接这副重担。
牛玉儒
刚当市长时，感到当好一个市长很难；其实，市民想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市长就不难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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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领导找他谈，牛玉儒二话没说，第二天上午就走马上任。领导很欣慰：没看错人！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呼市经济要在全区做“老大”，在西部12个省会、首府城市中一争高低！
当“老大”，谈何容易！可牛玉儒好像还嫌压力不够，又提出“三个翻番、一个第一”的目标：到2007年，全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要在2003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即年均增长都要达到18％以上！全市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要位居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第一！
从此，凡大会小会，只要有牛玉儒参加，人们总能听到那几个熟悉的数字和字眼：2007、GDP实现800亿……讲得老百姓睁大眼睛，张开耳朵；讲得干部个个血脉贲张，跃跃欲试！
争做“老大”要有实招。把着力点放在“引企、引资、引智”上，发挥好“乳业、电子、信息”三大支柱产业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牛玉儒的三大“杀手锏”。
但他更大的“杀手锏”，还是他对事业的“激情”。这激情，把四面八方的人才、项目、资金，像磁石吸铁一样，“吸”了过来。
博士张伯旭是北京来的挂职干部，电子信息专家。本来没分在呼市，硬让牛玉儒给“截”了过来。本属礼节性的初次见面，竟一谈两个多小时。
“我见过许多领导，很少有人肯这么长时间兴致勃勃地听我讲专业问题。”张伯旭说，“他是那种人，让人见过一次就忘不掉，见过他的人就还想见，还想与他打交道。”
俩人成了事业上的莫逆之交。牛玉儒常常一天打来五六次电话，询问正在引进项目的进展情况。有时半夜想起事来，他也要打来电话：“你看要不要给投资者再做点什么？”
张伯旭没让牛玉儒失望。一个将改变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格局的高端电子产品生产基地落户呼市，将为呼市乃至内蒙古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牛玉儒看中了一位当时还在北京学习、善搞城市绿化的干部，但人家不想来。牛玉儒就专门把他请到呼市，亲自带他在市区一处处走，一处处看，一处处讲他勾画的蓝图。
“你看，有这么多的事可做！”最后，他动情地说，“一个人有事做多好啊，你来吧！”对方很快成为他改造呼市的得力干将。
牛玉儒
解放思想不能搞空对空，就是要敢想、敢试、敢闯、敢冒。不管干什么事情，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我们都可以实践、探索。生命一分钟，敬业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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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印象中，蒙古族人坦诚、热情、爱喝酒。平时在家滴酒不沾的牛玉儒，见到了远方来的客人，就尽显蒙古族的坦诚与热情。哪怕客人再多，他都要一一敬到，而且一饮而尽，生怕谁感觉受了冷落。只要他出现，满场客人都会受他感染，不知不觉就变得豪爽起来。就是在这种豪爽中，有心的客商深深体味到一颗加快发展、建设呼市的急切之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04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引进区外项目和资金已连续3个月在自治区排名第一。牛玉儒提出的“翻三番”的目标，也有望提前实现。现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韩志然说：“牛玉儒同志为呼市的发展，奠定了工作基础、思想基础和发展潜力。”
无论官位多高，权力多大，牛玉儒与老百姓总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深情。
1952年，牛玉儒出生在通辽市一个蒙古族普通干部家庭。他6岁那年，母亲病逝，撇下兄妹6人，最大的哥哥也只有11岁。父亲无力照顾孩子，就把牛玉儒和他的二哥、小妹送到了乡下，和奶奶、二叔生活在一起。
农村生活贫穷。二叔家本来就有7个孩子，全家人的生活只靠他一人支撑。科尔沁草原的冬天十分寒冷，牛玉儒不记得自己曾穿过棉衣和棉鞋……
艰苦的生活磨炼了牛玉儒的意志，也培养了他与群众息息相通的情感。他特别喜欢吃老乡做的饭菜，那淡淡的、从院落里飘来的清香，让他多少年后说起来都回味无穷。那是他情感的土、不变的根！
上访群众在有的人眼中，不受欢迎：一张苦脸，一肚苦情。但牛玉儒在自治区当秘书长，只要看到家门口有人等，他就让爱人把他们让进来，沏茶倒水。
他怕爱人不理解，开导说：“他们能找上门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没有困难，素不相识，谁会上门求助？咱们千万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冷了他们的心！”
一位基层干部向牛玉儒抱怨，帮困难户到政府部门跑点事，真难！
“难吧？”牛玉儒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们大小还当个官、有点权，你都觉得难，老百姓无权无钱，那不更难？咱手里有点权，就得想着给老百姓办点事！”
牛玉儒对群众的感情完全是亲人式的——出自本能，将心比心，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2003年春节前夕，牛玉儒踏雪走访贫困户。行前牛玉儒交代：“一定要找个最困难的，要雪中送炭！”
残疾人孙震世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供养上大学的养女，欠下了2万多元债。牛玉儒进门后，关切地问老人：“年货办了没有？”老人以为领导只是问问，就简单地回答：“有啦，街道都送来了。”
牛玉儒不放心，亲手上前打开屋内唯一一个柜子——里面只有一袋面。他一阵心酸：“这哪行？过年不能光有一点粮啊！”
他把民政部门的救济款交给老人，又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对大家说：“我们捐点钱，让老人先把年过了，再想办法让孩子把书念好！”
快离开时，他拉着老人的手说：“我们大家都帮你，孩子就能上好学了。我叫牛玉儒，我也算一个。”老人感动地说：“我知道你，我在半导体里听到过。”牛玉儒一愣，马上问道：“怎么是半导体？没有电视吗？”他问民政部门的同志：“这样没有电视的贫困户有多少？赶快想办法，一定要让他们在年三十晚看上春节联欢晚会！”老人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一年，呼市没电视的500户贫困群众，第一次过了一个“有声有色”的春节。
多少年来，牛玉儒为与他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办过无数实事、好事，可在亲戚中他却“六亲不认”——
牛玉儒的5个兄妹，至今全是普通百姓，他二叔家的孩子也大多在家务农。
妹夫几年前下岗，妹妹打来电话求助，牛玉儒说：“这事三哥我不能管，下岗是个普遍问题，你们要自己多想想办法，给别人带个头。”
二哥的孩子想找份工作，有人说：“你叔叔在自治区当领导，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二嫂千里迢迢找来。牛玉儒把二嫂接到家，热情款待。但一听这事，一口回绝：“这样的事不要找我！”二嫂当时就哭了。事情最终还是没办成。
最后，孩子靠自己努力，进了一家企业工作。牛玉儒得知后非常高兴。
不少老家的亲戚朋友听说牛玉儒当大官了，去找他办事，他总是婉言拒绝，然后让妻子好好招待，领他们上街逛逛，带上路费，送他们上车。
牛玉儒
我们不是谋着做官，而是要谋着做事，要做受人民拍手称快的好事、实事、正事。没有骨气、正气，干起事来就没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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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说他“六亲不认”。但身为老党员的父亲理解他。听说牛玉儒果断拒绝了亲人们的相求，老人却感到欣慰。他在电话中劝道：“玉儒，亲戚越骂你，老百姓就会越信任你，亲戚以后会理解的……”
一次，老人看到京剧《铡包勉》，心有感触，忙给牛玉儒写了一封信：“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只有你当了领导，一定要清廉，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
在妻子谢莉眼中，牛玉儒对家庭也“无情”：他总有开不完的会，出不完的差。特别是到呼市工作以后，回家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
那些日子，谢莉看他实在太累了，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每晚早早备好洗脚水、挤好牙膏，等他回来。但牛玉儒回家的时间根本没准儿。有时回来了，当妻子把洗脚水端到床前时，他连衣服没来得及脱就睡着了。妻子只能在他睡熟时，为他擦把脸、洗洗脚。看着他像孩子一样沉睡的模样，谢莉常常坐在旁边抹眼泪：“也许只有这时，他才算能陪陪自己。”
牛玉儒回得晚，可起得特别早。妻子还没醒来，他早走得没影了——上班前明察暗访是他的惯例。对此，妻子不解：这样当官是不是有点傻？这样干到底是为了谁？可牛玉儒总是安慰她：“你得多体谅我一些。我必须得这么干，上受组织重托，下对百姓承诺，我别无选择。等将来我退休了，一定好好陪你，给你做饭，干家务活，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
相识相知25年，她佩服丈夫那投入的工作热情，虽然不解，却又不得不去理解。别人谈起焦裕禄、孔繁森这些公而忘私、忘我工作的典型，认为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时，她就会在心中默默地辩解：“有的，有的，真的有这样的人！”
死亡，是一份最严酷的考卷，最能衡量出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如果真有这样一份试卷，牛玉儒用他生命中最后的90多个日夜，赢得了令人动容的满分！
2004年4月，一直用止痛片对付“胃痛”的牛玉儒，被检查出是“结肠癌肝转移”。医生和自治区领导要求他立即到北京作进一步确诊，可牛玉儒硬是坚持等呼市“两会”圆满结束，才从人大闭幕会场出来赶往机场。
得到这可怕的消息，妻子谢莉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医院一个僻静的角落，她失声恸哭！
她怨他、气他，也怨自己、气自己。他平时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不珍惜自己的身体。都病到这份儿上了，他还在与大夫交涉：要尽量在“五一”长假期间把手术做完，争取3天下地，7天拆线，10天出院回家工作！
尽管谢莉强作镇静，但牛玉儒还是看出了她的悲伤。他反倒安慰她：“我没事，怎么也能再活个3到5年。我对呼市老百姓的承诺还没兑现，要干的事儿还多着呢……”他对前来看望他的自治区领导说：“过去战争年代不少人二十几岁就牺牲了，我已经够本了！”
5月3日，大夫为他做了手术。而牛玉儒真就说到做到：3天下地，7天拆线。然而，10天后牛玉儒却没能出院回家工作——他开始了痛苦的化疗。
化疗熬人。牛玉儒的身体反应比一般人还强烈，化疗后长时间高烧不退，几近昏迷。但他没喊过一声疼，叫过一声痛。
只要体力有所恢复，牛玉儒的病房就成了“办公室”。他天天躺在病房里，从早到晚不停地通过电话部署工作，不停地与身边工作人员探讨工作。
多少年来，谢莉早已习惯了牛玉儒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但是护士不干了：“医院是治病的地方，这里哪能像在办公室？”于是，牛玉儒就让来谈工作的人，与护士捉起了“迷藏”。撵得紧了，他让来人避一避。护士一走，他就忙让人去找：“人呢？接着再谈！”
一次，女儿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故意给他讲笑话，解除他的疲劳。他眼睛盯着女儿，看似在认真听孩子讲，可听着听着，忽然从他嘴里冒出一串工作电话号码，要女儿马上给他拨通。女儿再也笑不出来，抱着父亲大哭。
住院期间，牛玉儒三次回到呼市，每次都是在化疗后的五六天，身体刚刚恢复。
牛玉儒惦念着道路绿化、公园改造有多大进展，更想早点了解让他日夜牵挂的工业园区项目的落实情况。尽管在医院他每天都打电话询问，可他还是想亲眼看一看！
傍晚6点多下的飞机，第二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地坐上中巴车，到市区各处察看。
边看边说，激情依旧。牛玉儒让身边的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这哪里是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听说在伊利、蒙牛带动下，全市奶牛头数、鲜奶量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占第一位，他精神顿增：“这比什么好药对我都管用！”
牛玉儒
一个人来到世上就要体现人生价值，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而又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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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作人员已看出他的双腿不时在打颤，涔涔汗水浸湿了衣衫。他们忍不住一次次地打断他的问话，建议早点结束。但他每到一处，问得还是那么细，想得还是那么深！甚至关心施工会不会影响群众：“你们得快点干，别总让老百姓吃土啊！”直到中午12点多，他才大汗淋漓、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家。
7月16日，呼市市委九届六次会议召开。为了能回来讲他对呼市发展的美好构想，他做了长时间准备。那时第二次化疗刚结束，他每天努力多吃饭，精神状态让大夫都倍感惊讶。他还每天都积极称体重，但体重却直线下降：1．76米的个头体重竟已不到55公斤！
在他一再坚持下，牛玉儒提前一天回到呼市。一进家门，就让妻子给他准备参加会议的衣服。但翻遍衣柜也没找出一身合适的，因为衣服大都不能穿了：原来2尺9寸的腰围，现在已不到2尺3寸！
牛玉儒叹了口气：“那就多穿几件内衣吧！别让同志们为我担心。”他兴致很高地一件一件在衣镜前试着穿，还让妻子和女儿从背后给他看看肩膀撑没撑起来，显不显瘦。
眼泪模糊了妻子的视线。丈夫里三层外三层穿了多少件衣服，她实在没有勇气去数。7月正值酷夏，这对一个刚刚做完化疗的病人来说，多么残忍……
牛玉儒却浑然不觉。为他的身体考虑，市委把他的讲稿压缩在40分钟以内。然而，牛玉儒在会上激情澎湃，脱开讲稿，讲体会、谈思路、说构想。知道内情的人不停看表，10分钟，又10分钟，分针、时针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整整讲了两小时十分钟！
整整一上午，台上台下，热血沸腾，心潮激荡，雷鸣般的掌声此起彼伏。人们一边为他鼓掌，一边眼中噙着泪花……谁能想到，牛玉儒这令人荡气回肠的讲话，竟成为他与呼市人民的诀别，人生的绝唱！
8月，牛玉儒已全身浮肿，2尺3寸的腰围又变成了2尺9寸！自己已经坐不起来了，臀部甚至生了褥疮。但听说自治区在8月10日要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他让人扶坐病榻，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准备发言稿，一遍一遍地认真修改，准备再回呼市。
别人劝他，有个书面发言就行了，他不同意：“我要讲的话很多，我要当面向党委汇报！”医生阻止，他居然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请大夫吃顿饭，让医生知道这次回去的重要性。
他们真的请医生吃饭了。他们了解牛玉儒：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呼市的机会，他要在生命的最后，向自治区党委、向呼市人民，做一个全面的交待……
直到8月6日，他还与来看他的同事说起呼市的建设，说起当天要在新华广场召开的昭君文化节和草原文化节。他还担心新华广场的改造，没有他预想的效果好……
那天，他的声音已极其微弱，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他生命中最后说出的一句比较清晰的话是：“不知道老百姓……对这个广场满不满意……”
3天后，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牛玉儒陷入深度昏迷，说不出话来。10日下午，牛玉儒忽然从昏睡中醒来。他发现妻子两眼红肿地坐在他床边。他蠕动着双唇，两眼看着妻子，眼神是从未有过的温和……从这以后，牛玉儒便紧闭双眼。
妻子实在不甘心丈夫一句话不说就离开自己，她跪在丈夫床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他的名字，他却浑然不知。12日早上，妻子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她偎在丈夫耳边轻轻地喊：“玉儒，玉儒，8点半了，要开会了。”
牛玉儒竟真的动了。他最后一次努力地睁开了双眼，凝视良久……
8月15日晚，灯火辉煌的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昭君文化节暨草原文化节闭幕式在这里举行。广场上，人头攒动，笑语喧哗；广场上方，五颜六色的焰火，照亮了城市的天空……
就在头一天，直到弥留时刻还在关注老百姓对新华广场满不满意的牛玉儒，悄悄地走了。
自治区和呼市领导，没有立即把这个消息发布给广场上欢乐的群众。几经犹豫，他们也没有停止燃放那绚丽的焰火。他们知道，这些，都是牛玉儒最想做的，他会在那里欣慰地看着，笑着……
16日一大早，呼市的老百姓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向雷厉风行、精力充沛的牛书记，你怎么会这么快就悄然离去？
就在一个月前，你不是向首府百姓承诺，要与呼市的老百姓一起，再好好“拼一把”，力争在全区做“老大”，与西部12个省会城市一争高低吗？
你可知道，昨天还是一片欢歌笑语的呼和浩特，因为你的离去，顷刻就淹没在悲痛中。你可知道，昨天还是朗朗晴空，今天就落下了霏霏细雨——人们说：“牛书记走了，连老天爷都哭了！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官哪！”你可知道，有多少人冒雨来送你啊……
城建系统的干部职工来了。在建设青城过程中，他们对你的情怀感受最深切。不管受你表扬的，还是挨你批评的，提起你都止不住落泪！
他们现在多想告诉你：你担心的呼伦路，现在完全畅通了，还在绿化带上装饰了花坛、花钵，就像你说的，变成名副其实的花街了；主次干道“进城”的大树，成活率很高，已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你最牵挂的新华广场，即便深夜，也还有许多市民在这里消遣——你放心吧，对新广场，老百姓是满意的……
在青城投资的客商来了。他们不少人曾目睹过你的热情和风采，许多人因此扎根于这片土地。而今斯人已去，怎不让他们扼腕叹息！
他们多想告诉你：你病中还视察过的TCL彩电厂新项目，已经快完工了，彩电园区已经成形了；你花了那么多心血引进的汉鼎光电，到11月厂房就会完全封顶了。挂职期满了的张伯旭没有走，他还守在工地上，他说：“牛书记有交代，我要把这件大事做完了再走……”
你关心过的孙震世老人拄着双拐来了。这些天，老人把你送给他的电视擦了又擦，他说一打开电视就像又看见了你。
他多想还能拉着你的手对你说：是你让他过上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春节”。在他怀里，一直揣着一方手帕，包着你留给他的电话号码，他把手帕捧在手心里哭诉：“牛书记啊，等我女儿毕业了，我们父女俩一定攒点钱，给你建个塔、立个碑……”
和你素不相识的各族农民来了。他们没有当面见过你，但他们看到过非典期间你不顾个人安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送温暖的场面，听说过你为呼市发展呕心沥血的故事和那些爱民为民的传说！
当坐上出租车，只要一提你的名字，司机就竖大拇指的时候，原来带着问号来了解你的人，敬佩你了；当看到素昧平生的老大娘扑倒在你的灵前，嚎啕大哭的时候，当初怪你“六亲不认”的亲友，理解你了……
有什么评语，能比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品评更真实？有多坚固的敖包，能比在各族群众心中树起的形象更长久？
牛玉儒，你不曾离去！知你有共产党，爱你有老百姓。钢城记得你，青城记得你，黄河记得你，草原记得你！蓝天白云间将永久地留下你的身影，千里草原将永远流传着老百姓从心底呼唤你的悠悠回声！
（《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26日，崔士鑫、盛若蔚、吴坤胜）
牛玉儒书记经常乘坐出租车的事儿，在我们呼和浩特市民中广为传颂。牛书记乘坐我们的出租车，了解城市建设，体察市情民意，和我们出租车司机亲切交谈。他这么大的官儿，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我们打心底里钦佩他、爱戴他。
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出租车行业成立了一支爱心车队，主要任务是免费接送非典一线医务人员的子女参加高考。一天，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上了“爱心车队”王玉海的车。上车后他就和王师傅聊起来，他问王玉海，非典期间出租车的生意怎么样，王师傅说，非典对出租车的生意影响很大，人们怕交叉感染，坐出租车的人很少，每天跑车都不够油钱。牛书记还向王玉海问起了道路建设情况，王玉海向牛书记反映，这几年呼市的路没少修，但我们对有些路段不太满意，今天修了明天又挖开，大家有意见。牛书记说：“请你相信，今后呼市的道路建设一定会作好规划，保证工程质量。非典疫情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能战胜非典，你们出租车的生意也会好起来的！”王师傅问：“你是干啥的？”他说：“我叫牛玉儒，是新来的市委书记。”王师傅愣了一下，真没想到，非典期间人人都怕传染，几乎没人敢坐出租车，但牛书记却坐进了我们的出租车，与我们零距离地接触，了解城市建设和出租车的经营情况，不仅给我们出租车司机带来了鼓舞，也增添了我们战胜非典的信心。
干我们这一行的，对道路的感受是最深的。跑车就想走好路，在我们城区的西南角，有一条路，叫氮厂路，我们出租车司机一想起来就头疼。路面坑坑洼洼，又脏又乱，稍一疏忽就会陷入泥坑。每到这里一次，回去就得给车大洗一次，我们谁也不愿意去。2004年夏天，有一位客人要去那里，我心里顿时犯了愁，不去吧，怕客人投诉我拒载；去，实在打憷。可是，当我到了那里，一条崭新的柏油路出现在我的面前。路宽了、平了，以后我们往这边走，就再也不用愁了。
这几年，我们的城市有了大变化，主次干道拓宽了，小街小巷改造了。城市路灯全都亮了起来了，人气旺了，我们的生意比往年都好，有一次，我拉了一位台湾老人，叫李振兴，他让我拉他到处看看。我拉着他在市区转了一圈，最后到了东河广场。他感慨地说：“前几年我来过，现在变化真大，变得这么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听着这话，我感到非常自豪。
牛书记总是把老百姓的生活琐事挂在心头。一天，牛书记打车去民族商场，坐上了杨树林的出租车，一上车，杨师傅就认出了他，说：“您是牛书记吧？这么大的官儿还坐我们出租车？”牛书记笑了，问杨师傅对政府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杨师傅想了想，向牛书记反映了上公厕难的问题。牛书记郑重地说：“放心吧，你说的事很快就会解决。”果然，在很短的时间，各主要街道和一些小街巷的厕所多了起来，而且免费开放。后来，从广播里听牛书记风趣地讲道：“如果我们不给人们提供方便，人们就只能随便！”杨树林逢人就说：“没想到，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话，牛书记还这么当回事儿。”
2003年9月，呼市所有的公园都免费开放了。一天，我带着家人去满都海公园玩。正玩着，突然听到有人喊：“牛书记来了！”游园的人都纷纷凑过去，围着牛书记使劲鼓掌。牛书记激动地说：“公园就是大家休闲娱乐的场所，就应该免费开放。不能因为一块钱的门票，把大家拒之门外。我们搞改革、搞建设，就是要让大家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有一位市民情不自禁地高声喊道：“牛书记，你是一个好官儿！”有位家住公园附近的老住户，因过去公园卖票，20多年没进过公园，当公园免费开放后，他天天来公园散步，看着红花、绿草、白鸽、凉亭，看着人们在湖面上划着船，他高兴地说，是牛书记给我们市民带来了方便和快乐。
牛书记为百姓的事操碎了心、耗尽了血，我们百姓拥护他、爱戴他。当得知牛书记患病的消息后，我们出租车司机纷纷相互联系、商量，想给牛书记捐款治病，但这一心愿没来得及实现。牛书记走得太快、太早了。2004年8月17日，我们“爱心车队”200多位出租车司机自发地组织起来，统一着装，带着我们对牛书记无尽的思念，到吊唁大厅深情缅怀我们的好书记。
8月20日早晨，是牛玉儒书记骨灰安放的日子，我开着车，加入了送别牛书记的队伍，我们冒雨前行，一路鸣笛，向牛书记致哀。天上下着雨，沿途的老百姓站在路的两旁默默地为牛书记送行，我心里说：“牛书记，我们送您来了，您把百姓当亲人，百姓也把您当亲人。您将永远活在我们老百姓的心中！”
作为堂弟，我以哥哥为荣，为有一个勤政爱民的哥哥而自豪。我哥办得别人家的事，却办不得自己家的事。一次二嫂找到他为儿子找工作，被他一口回绝。他的小妹妹牛宇红求他给下岗的妹夫安排工作，同样被他拒绝。他要求我们，有能力就自己去办理，不要在他身上打主意。
牛书记注重仪表，一年四季打着领带，他说市委书记代表着城市的形象。但是私下里，他活得很简单。那时陪着牛玉儒到北京出差，经常是上午去，下午回，住宾馆也只住标间，吃饭就在路边小馆子解决。我们常去王府井的一家饺子馆，老板后来跟我们熟了，去吃饭还能打折。
电影《生死牛玉儒》北京市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2005年出品。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等。
25集电视连续剧《牛玉儒》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怡光国际经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党建读物出版社（英华电子音像出版社）、通辽电视台、北京懋兰君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06年联合摄制。
图书《牛玉儒 草原之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教室、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宣传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学习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他的先进思想和事迹，集中反映了军队指挥员忠诚履行我军神圣使命的高尚品质和奋斗精神，生动体现了新形势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本质要求，鲜明回答了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做人、如何从政、如何用权的重大课题，是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湖北应城人。196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963年8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参谋、营长、团参谋长、作训处长、旅长，基地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和第二炮兵副参谋长等职，少将军衔。2004年7月因劳成疾病逝。
一枚枚导弹静卧在崇山峻岭之中，蓄势待发，等待着一位共和国将军的口令。
2004年7月2日，在弥留之际仍发出“出发”口令的第二炮兵某基地原司令员杨业功少将，生命之树永远定格在了第59圈年轮。
41年的军旅生涯，从东南到西北，他把心血与足迹洒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从士兵到将军，从一名农家子弟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把生命与忠诚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当共和国战略导弹部队日益壮大，当沐浴在幸福阳光下的人们仰望和平天空的时候，将永远铭记这位为我军现代化事业建立突出功绩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一枚新型导弹呼啸着划破夜空，迅疾的弹影掠过遥远的距离，准确命中海上的目标。测控数据传来，发射阵地群情振奋。担任现场总指挥的杨业功兴奋地表示：“有我们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吧！”
1995年夏，我新型导弹部队以这种方式首次公开亮相。国际军事界立刻为之震动：“这意味着一个令人生畏的重大突破。”
那年，时任第二炮兵某基地副参谋长的杨业功，奉命组建我军第一支具有现代化作战能力的新型导弹旅。受领任务时，他庄重地立下“军令状”：“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极大信赖。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发誓：坚决完成任务，决不给党和军队丢脸！”从此，杨业功几乎把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了创业重任。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正式成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代代官兵艰苦创业，这支我军最年轻的现代化兵种，已发展成为现代化作战的拳头部队，不仅是我国军事实力的象征，而且成为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
创业维艰，不辱使命。杨业功率领部队在一张白纸上开始描绘新型导弹部队的构想，以一种现代战争的军事理念，打造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精锐之师。
那段时间，杨业功上阵地、下部队，几乎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他的“全日制”工作让一些年轻的同志都感到吃不消。他对所有工作都要求准确无误，唯独自己的吃饭、休息和回家时间，从未准时过。他有一句讲了不知多少遍的口头禅：“少说空话，多想办法，多干实事，多出成绩！”
基地参谋长高津回忆说，那一年的冬天，部队开赴西北某地开展一系列低温条件下的试验性训练。在零下近30摄氏度的戈壁沙漠上，杨业功带着严重的感冒连续15天跟班作业。有两次试验归来，一进宿舍就瘫倒在地。但他严令身边的同志，绝不许“泄密”。
最终，杨业功和战友们以一次干脆利落的实弹打靶，把上级“当年组建、当年形成战斗力、当年圆满完成实弹发射任务”的命令，变成了现实。从此，我军又多了一块“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盾牌”。
1999年6月，杨业功走上了基地司令员岗位。又一个艰巨的使命落在了杨业功的身上。他满怀激情：“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兵，一个像导弹一样为神圣使命勇往直前的兵。”
“司令员经常加班到凌晨才回家，好几次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都是首长把我叫醒的。”公务员郭化雄眼含泪光地回忆。
“我们有幸承担重任，绝不能让党和人民失望。要完成艰巨的任务，只能靠艰苦奋斗。”旅长周亚宁对杨业功这句饱含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话记忆颇深。
“他的时间不是以小时来计算，而是以分钟来计算。”机关的同志算了一笔账：以杨业功的工作效率和时间合计，他每年所完成的工作量几乎达到正常情况下的两倍！
作为共和国高级军事指挥员，杨业功思考的是，把自己的部队锻造成保卫祖国安全、捍卫祖国和平的坚强盾牌。
杨业功告诫部队：“只有从全局高度确立打赢标准，瞄准世界一流抓战斗力建设，才能成为党和人民可信赖的铁拳头。”
杨业功没上过大学，是从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的。但他几十年好学不辍，终于使自己成为远近闻名的专家型人才。搞训练，重要的操作岗位他都能亲自教学和示范作业；抓教学，对新型导弹的关键技术他能“一口清”。
走进他的家中，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家具，却有满满几柜子书。那些有关导弹技术、现代战争、指挥艺术、战争筹划方面的书籍上，写着大量的阅读注记。几十个笔记本，记载着百万字的心得。他撰写的《谈如何保持第二炮兵长久的实战能力》《局部战争与导弹部队》，引起军队高级机关的重视。
每当国际上爆发军事冲突，杨业功都要立刻提醒官兵们密切关注，组织大家研讨战争中导弹运用的事例，吸收借鉴先进战法，寻找应对措施。杨业功还把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导弹部队的相关情况整理出来，列出几百项“先进指标”，让大家经常琢磨、谋求超越之道。
官兵们说，虽然部队没有参加过实战，但每天都生活在实战氛围中。
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杨业功引导官兵确立起“三个服从”（服从武器装备最高性能、服从应急作战最高要求、服从长期备战最严标准）、“四个有利于”（有利于快反作战、有利于不间断指挥、有利于战场生存、有利于首战制胜）的观念，使战场12个要素的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2000年，基地某旅确立了全系统、全要素、全员额、全程序、全装备训练的目标。这在二炮部队还是头一次。不少人忧心忡忡。因为训练动用装备越多，风险就越大。
压力面前，杨业功第一个表态：“我支持。出了问题我负责！”
由于缺乏经验，第一次按“五全”标准训练就出了意外：夜间紧急出动中，一辆装备车因路基过软发生侧倾，差点酿成事故。上下哗然。
杨业功没有责备部队。他亲自组织深入调查，带领官兵对所有训练细节进行严格推敲，每个环节都精心筹划和实施，终于使各课目训练圆满成功。
导弹发射代价昂贵。国外军队一般以电脑模拟组织训练。由于与野外训练的感受大不相同，真正有战斗气氛的模拟训练实际上难以实现。杨业功开始行动了。他带着技术骨干研制成功“缩小比例模拟弹”，并且亲自编写了相应的操作规程，使部队能够以极低廉的成本进行发射练习，破解了一道世界性难题。
在此基础上，他又大胆创新，组织部队圆满完成了第二炮兵历史上第一枚常规导弹的发射及弹体回收任务。
杨业功亲自组织参与了多次重大军事演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还在建国50周年大阅兵中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他魂牵梦绕的部队战斗力快速提升。
这是一次平常的训练。某单位的导弹发射车“对号入座”地进入上次训练位置。现场指挥员以目测方式确定了前方定位线。赶到现场的杨业功发现这个问题，就问道：“测试精确吗？”
杨业功把部队集合起来，当场进行逐项检测，并运用数学模型计算了远程打击结果：原本高精度的新型导弹，竟然打到了毫无意义的地点。官兵们为之震动。
“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高技术部队更要有特别严谨的求实态度。否则会给战争胜利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杨业功语重心长。
求胜先求实。“什么是真正的制胜之道？务实、求实、落实！”杨业功反复强调。
经过一番调查，他在全旅干部大会上一脸凝重地提出了“高技术部队靠什么生存”的思考题，并且指名道姓地一口气列举了10多个方面的“虚浮”事例，要求大家对比反思。热烈讨论之后，全旅形成共识：务实、求实、落实应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杨业功特别强调精细促落实。每次接收重要装备，他都带着技术骨干亲自点验。与装备有关的一个纸片、一个不起眼的螺丝钉、一个细小的标识，都必须弄个清清楚楚。在汇总数据时发现任何误差，都要亲自核对个明明白白。
2002年8月，他在一个单位参加某项工程的验收调试，发现直接关系导弹命中精度的基座有问题。经过精确测定，误差值在允许范围之内。但杨业功坚决要求打掉重建。有人说这个基座是个预备项目，一般情况下用不上，这点小误差没多大关系。杨业功一听就火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导弹？知不知道什么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知不知道战争中没有一般情况？”
连珠炮式的反问使大家猛醒。“精密、协调、准确、严谨”的建设和训练思想随之更加深入人心。
杨业功抓落实有一股狠劲。为选择两个阵地点位，他多次徒步翻山越岭数十公里，到实地去审查备选阵地的各项条件。有一次中途遇到倾盆大雨，一脚踩滑，差点掉下陡峭的山谷。同志们看他两条腿都划伤了，建议他在原地休息，让其他同志代为考察。但杨业功二话没说，坚持带领大家完成了全部实地勘察。为保证工作落实的力度，他每年蹲在基层的时间都超过100天。
曾经因抓落实不力受到杨司令员批评、又因改正彻底受到杨司令员表扬的某旅官兵，一说起老首长的求实作风，就特别激动：“他做人做事最讲实在，赏实罚虚过得硬！”
“无私地面对事业，才显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是杨业功在党课教育中谈出的心得体会。
基地的官兵公认：杨业功是个廉洁自律、公正处事，甘守清贫、任劳任怨的好领导。然而更能验证他无私品格的，是在生死考验的最后关头。
2003年11月，杨业功一生中最沉重的日子。他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时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十二指肠腺瘤癌变。
此后的几个月，杨业功仍像一往无前的勇士，奉献着最后的人生。
他要完成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计划。进医院时，他就带着学校发的书本。他趴在病床上一边学习，一边完成了题为《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应把握的问题》的毕业论文。
他请求把电话接到病房，还像上班一样指挥着部队的建设。每当听到基地的同志说到某项工作已经通过严格的考核、阵地建设工程全部达到最高标准时，他总会高兴得放声大笑。
志士何处有，请君到基层。保卫祖国安全，有我阵二连。舍去花红酒绿，不恋喧闹都市，乐在大园林。奉献为本色，牺牲是豪情。山皆绿，水常青，人忠诚。藏龙卧虎之地，需绝对安全。孔明曾借东风，我旅今持神剑，东风更矫健。问鼎世界事，赖我有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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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加大饭量。面对他皱着眉头大口吞咽饭菜的场面，陪护人员忍不住转过身悄然落泪。他们知道，司令员是想身体尽快好起来，早日回到部队。
2004年春节前夕，经过杨业功再三恳求，医院同意他回部队养病。此时，他的体重已经从70公斤减到58公斤，原本合体的军装显得空空荡荡。
这年春节，正值部队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大年初六，他不顾劝阻拖着病体参加常委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主持制定作战方案。从二楼到四楼只有40多个台阶，他却走得非常艰难，大口喘气，直冒虚汗。身旁的同志要抬他回家休息，可他却大发脾气：“我的任务还没完成，你们想让我死不瞑目吗？”
杨业功没有倒下。他时时刻刻牵挂着导弹部队的建设。就在他去世前的13天，基地某旅旅长陈楚华接到一个电话。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杨司令员从病房打来的！杨业功向他询问阵地建设情况，又在电话中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一定要组织好即将到来的达标考核。
杨业功没有倒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背靠床头，一边输着液，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写着述职报告，把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留给基地“班子”，把最后的眷念留给朝夕相处的战友：“……病魔只能摧垮我的身体，摧不垮我的钢铁意志。一旦病好，我还要和战友们一起战斗在军事斗争准备第一线……”
基地副政委迟志江赶到医院，看着满脸汗珠与病魔搏斗的战友，热泪纵横。等杨业功缓过劲来，却只是微笑着说：“老迟，你看我啥时候能回部队呀？”
2004年6月9日，第二炮兵领导前来看望。杨业功用尽力气所讲的全都是如何加强导弹部队的建设。如果他有最后的遗言，那就是：“为导弹事业献出这把骨头，我无怨无悔……”
杨业功走了。在最后时刻，他喊着“出发”这个微弱却坚定的口令走完了自己的辉煌人生。围在他身边的官兵无不泣泪成声。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右手，用庄严的军礼为共和国将军送行。
在基地设置的告别灵堂，一名战士送来的挽联上写着：“你把忠魂留在了阵地，你把忠诚留给了祖国，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官兵们仿佛看到，杨业功率领着部队又一次向阵地出发了——他的生命在阵地中永恒。
（《人民日报》2005年07月27日，冯春梅、何聪）
我1973年和老杨结婚，相伴相随30多年。在我的记忆中，老杨总是很忙，上班、出差、下部队，属于我俩的时间很少。家里常年放着两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一个装满了衣服、鞋子和生活用品，另一个装满了书籍和办公用品。这些都是老杨出差时必备的。他每次出差回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包重新整理一遍，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又要出发。如今，这两个包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每当看见这两个包，老杨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老杨当旅长那几年，整天忙碌在外，很少回家，偶尔回趟家也是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走了。我想，他当旅长要干的事很多，肯定要多辛苦点。没想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职务的提升，他变得更忙了。1995年底，老杨当了基地副司令员。他还是成天跑部队，和官兵们一起摸爬滚打。有天晚上，他刚进家门，连鞋也没脱就躺在沙发上，衣服湿漉漉的，浑身直打哆嗦。我问他怎么啦，他说和战士们在水里挖了一天的光缆沟。我又心疼又生气，端来热水给他洗脚，看到他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埋怨他那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拼命。他却说：“你要知道，带兵就是带士气，领导不带头哪来的士气！”
老杨担任基地司令员后，操心的事更多，身体也更差了。2000年6月，他做了心脏手术，安装了起搏器。回家的第二天就上班，忙起来不仅忘了吃药，有时连饭也忘了吃。我不得不提醒他，说：“老杨，你刚做过大手术，身体不如以前，别把自己不当回事！”他拍着胸脯说：“没事，我的心脏增加了新的动力，现在是50多岁的人，30多岁的心脏！”就这样，他仍然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2002年的下半年，老杨出现了腹胀、厌食、头晕等症状，有时上楼都胸闷气喘，特别吃力。医生多次建议他到大医院检查一下，说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样下去会出事的。他却说：“有本钱就要干革命，不然要本钱有啥用？”我也经常催他去医院，他嘴上说“我一定去”，却因工作忙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11月，他在长沙学习时，突然昏倒在课堂上。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患了癌症，而且已经接近晚期。
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整体忙碌的老杨竟然扛着这么重的病。那段日子，我一直为他身体担忧。可躺在病床上的老杨，仍然是那么乐观、坚强、自信，反而开导我说：“我的命很大，工作还没有干完，马克思是不会收留我的。”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他天天缠着医生要求出院。2004年春节前夕出院那天，我把医嘱递给她，他一看“全休”两个字，就急了：“谁说不能工作？我就不信！”返回基地没几天，他就上班了。那天早上，天气非常冷，他裹着棉大衣要出门。我忍不住劝他：“老杨，你都病成这个样子，就别去了。”他却说：“部队这么忙，大事这么多，我躺不住呀！”说完，在战士的搀扶下离开了家。站在门口，我望着他走走停停、摇摇晃晃、慢慢远去的身影，心都要碎了。战士后来告诉我，不足300米的路程，他竟然走了20多分钟。
老杨历来把工作看得很重，对物质生活却看得很淡，从不讲究。我们家的家具基本上都是“老古董”，睡的床是四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30多年前，他在团里当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打做的；餐桌、柜子是他当处长时自制的，沙发是他当旅长时买的，电视机也用了10多年。1996年，我们家搬到了军职楼。我想借此机会添置一些家具、电器，可老杨只让把房间简单地粉刷了一下，什么也没让买。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原来的窗帘洗完后缩水，短了一截，便对他说：“怎么也得换个窗帘吧，好歹增加点喜庆气氛！”可他却让我买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接上，继续使用。2004年春节期间，驻地市领导要专程到家里看望老杨，机关的同志感到我们家实在太简陋，就背着他买了4把新椅子放在我家客厅里，客人一走，他立即让人把椅子还给机关。
老杨一生简朴，有些事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在衣着上，一件腈纶秋衣穿了18年还舍不得扔，几条旧衬裤穿的时间太长，松紧带已经没了弹性，我说扔了擦地用，他却让我换根松紧带又穿到了身上，说这些旧衣服又贴身又舒服。2003年3月，老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到北京开会。我想给他买一套西服，几次拉着他去商场，可挑来挑去，他总是看不顺眼。我知道他的心思，就是不想买。我对他说：“老杨，要说你的官也不小了，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也得有点形象，浑身上下连个名牌也没有，多寒酸！”他脸色一沉：“谁说领导干部非得穿名牌？穿名牌就有形象了？朴朴实实形象才好呢。”直到去世，老杨也没穿过一件像模像样的便装。
老杨自己十分节俭，但对别人充满爱心，慷慨大方。那年，他在沈阳做手术，专程到雷锋纪念馆瞻仰，把身上仅有的500元全部捐给了纪念馆。有一个叫宋特伟的孩子，因家庭困难而辍学，老杨知道后，一次就寄去3000元。就在老杨去世前两个月，他还特意嘱咐我，再给宋特伟寄去1000元。几年前，老杨的高中母校举办校庆，向他募捐，原以为他当司令员，可以从公款中拿出这笔钱，但老杨却从我们家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捐给了母校。
老杨很喜欢他写的《公仆铭》：“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以德馨。”他说到做到。当旅长时，他写的“携礼莫入”四个字帖在门上。当时我有些担心：“你这么做，别人会不会反感？万一哪件事没做好，岂不让人家笑话！”他说：“我这是警示他人，更是约束自己，既然敢贴出来，我就做得到！”有个干部跟我们是老乡，在副团岗位上干了4年，年龄不小了，很想提拔一下，便拿了一个“红包”来到家里。刚放在茶几上，老杨就火了，生气地说：“有能力不用送，没能力送也没用！”老杨认真地对我说：“拿了红包我的腰杆就不硬了，你见过哪个贪官能打胜仗？”老杨喜欢书法，平时常用旧报纸练字。一个干部便买了一些宣纸送给他，老杨说：“练字本来就是练心境的，我用了你的宣纸，可就写不出好字啦。”事后，我对老杨说：“不就是几张宣纸吗？这点小事还这么认真，你就不怕将来连个人缘都没了？”他一脸严肃地说：“你懂啥？谁说这是小事？别人给你送东西，那是在试探你为官做人的底线，我决不能在一张宣纸上失守！”
不了解老杨的人，也许会觉得他缺少人情味。其实，老杨很讲感情，待人很真诚，十分疼爱官兵和我们这个家。逢年过节，连队要贴对联，老杨亲自去写，和战士们一起把节日过得热热闹闹的。干部结婚生孩子、搬新房，他就送上一副字表示祝贺。老杨在家是长子，也是孝子。他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是农村妇女，从小就给了他无私的关爱和教育。他经常念叨，一定要抽时间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尽尽孝心，让老人家享享清福。由于工作一直很忙，他这个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2003年2月的一天，他父亲突发脑血栓去世。老杨十分悲痛，连夜赶回老家。面对父亲的遗容，他哭倒在地，长跪不起。对我和孩子，老杨也是充满深情。2000年6月，我心动过缓到北京做手术，当时老杨正在北京开会，只能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赶到医院陪我。手术那天早晨6点，我刚醒来，他已经坐在我的床边，又亲自把我推到手术室。这些年来，我和老杨聚少离多，更没有想到，我们一家人真正相聚在一起，时间最长的竟是在医院里。
2004年7月1日，老杨的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嘴边，希望听到他对我、对家人、特别是对他年迈的母亲有什么交代，但他断断续续说的是：“一二一”“出发”。第二天凌晨3时50分，老杨停止了呼吸，我大声地喊：“老杨，你醒醒，你醒醒呀！” 可他再也听不见了。
老杨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没有对家人和后事交待半句。我们不埋怨他，因为他不仅属于我们家人，更属于他热爱的部队和追求的事业；他虽然还有很多未竟的心愿，但他做到了把毕生的精力和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作为妻子，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和自豪，我和孩子永远怀念他！
跟着杨司令员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在他的心里，一直紧绷着打仗这根弦。为了抢时间，他下连队随车必带“三件宝”：大衣、水壶、方便面。用他的话说，“水能解渴，衣能御寒，面能充饥，有了这‘三宝’，就不会耽误时间了。”有一天，我和机关的同志随他勘察铁路专用线，早晨起得很早，正逢天降大雨，一直忙到下午1点多都没顾上休息吃饭，大家饿得有点顶不住了。他看到路边有一个废弃的瓜棚，随手一指，幽默地说：“目标正前方，快速占领阵地，10分钟解决战斗。”大家都被逗乐了，钻进瓜棚里吃了几包方便面，马上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1995年7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权新华社发布公告，人民解放军向东海预定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杨业功临阵受命，担任一线指挥员。短短7天时间，他亲自组织部队完成了平时需要30多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导弹发射进入倒计时，我带着操作号手最后撤离发射架。正准备进入发射掩体，忽然看到附近有个人影。我大声一问，原来是杨业功副参谋长。这里距离导弹发射架不足100米，而且是临时构筑的简易掩体，万一发射出现意外就十分危险。我劝他赶紧撤离，他坚决地说：“这次任务不同寻常，我就留在这里！”当第一发导弹成功发射后，进入临射状态的第二发导弹突然出现故障，如果因排除故障延误时间，后果不堪设想。凭着过人的胆识，杨业功沉着冷静，果断决定启用备份发射架接替发射。一发发导弹腾空而起，6发导弹全部准确命中预定目标，圆满完成了这次重大军事行动任务。
杨业功率领第二炮兵受阅方队出色完成了国庆50周年阅兵任务。第二炮兵受阅的4个方队展示的都是新型导弹。这不仅是一次重大军事活动，更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第二炮兵党委把这副担子压在杨业功肩上，派他担任受阅方队大队长。他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已经54岁了，仍然和普通士兵一样，顶着烈日站军姿、走队列、拉装备，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出一支全面过硬的受阅方队，高标准完成受阅任务，充分展示了战略导弹部队威武雄壮的战斗风貌。（时任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邓天生）
图书《导弹司令杨业功》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局、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宣传部编，长征出版社2005年出版。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沈浩同志为榜样，加强党性锻炼，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党性原则、群众观念和优良作风转化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行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骨干带头作用。
安徽萧县人。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省财政厅参加工作。2004年2月作为全省第二批选派到农村任职干部来到凤阳县小岗村，任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职务。2009年11月6日因劳成疾牺牲在工作第一线。
——记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安徽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
2009年11月6日凌晨，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一名普通的村干部悄然离世。
得知这位名叫沈浩的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去世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批示中，对沈浩的去世表示沉痛悼念，对沈浩的亲属和小岗村村民表示亲切慰问。
一名最基层的农村干部，为什么得到总书记如此的关注？
在沈浩去世20多天后，记者走进小岗村。倾听了一名共产党员、村干部殚精竭虑为人民的感人故事，体悟到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忠实践行对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感受到三份“请愿书”上那几百个红手印的真诚与滚烫……
一场隆重的葬礼在安徽凤阳小岗村举行。几天前，一封在一夜之间落满67位小岗村农民红手印的“请愿书”递到上级组织和家属手中——请回沈浩同志骨灰。此刻，上百户人家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聚集在这片旷野上。
一块高大的黑色墓碑被一双双粗黑的手立了起来，上书：“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同志之墓”。
红手印，中国农民意志最真实、最朴素、最坚决的表达。
1978年初冬，小岗村十八条好汉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按下的红手印，掀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如今，那张“生死契约”已经平静地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整整31年后，朴实的小岗村人为请回一位普通村干部的忠魂，再次庄重地按下红手印。
《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向沈浩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节选）
向沈浩同志学习，就要像他那样，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勇于开拓创新，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就要像他那样，情系基层、心想基层、服务基层，爱岗敬业，扑下身子，踏实工作，努力做人民群众离不开的好党员、好干部；就要像他那样，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团结群众，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依靠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创造让人民满意、让党满意的工作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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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个脚印，沈浩带领小岗人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2006年秋天，98个红手印把沈浩留在了村里
2004年2月，沈浩被安徽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担任村党委第一书记。从省城合肥到小岗农村，从省直机关到基层一线，沈浩的内心不能说没有反差。来了就要有贡献，这是沈浩的朴素想法。
小岗村妇女主任韩巧兰对初来乍到的沈浩记忆犹新。2004年，猴年春节刚过，她起了个大早开始忙活。听说从省财政厅下来个干部，要住在村里，她去给他准备好铺盖。中午，韩巧兰在街上看见个身穿深棕色棉夹克，中等个头，白净脸的中年男人正往村民家里走。一打听，他就是新来的书记——沈浩。
“他恐怕在小岗呆不了两月。之前下来的干部，有的来这‘镀镀金’，回去就提拔。”韩巧兰和村里人的想法一样，但她心里纳闷，“这书记一来就下农户家，看来和以往的干部不太一样。”
“我要一家一户吃顿饭。你陪我去关友林家。”沈浩说。一听说要去关友林家，韩巧兰犯了难：“沈书记，他家老婆孩子精神都有问题，吃的像猪食，卫生条件可差。苍蝇哄哄叫，床上、锅台上都是，多得像头毛。我就不去了。”韩巧兰心直口快。“村上人不去他家，我更要去看看到底有多难。”关友林家这顿饭，沈浩吃了。不久，工匠粉刷了关家的三间平房，地面打了水泥。全家办了低保和特困户手续。
一个多月，沈浩把全村108户跑了两遍，摸清了小岗的家底……
“一朝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有人用这句话形容小岗村。还有人用“偏、穷、乱、散”四个字描述小岗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村集体欠债几万元；村里到处是柴垛、垃圾，环境差；缺乏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
有人甚至对外派干部来小岗村有抵触情绪，提出“岗人治岗”。
“是啊！小岗肯定难搞，既然来了，还怕吗？要退缩吗？绝不！”沈浩在日记中写道，“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融入小岗，了解民意，踏踏实实干几件事，让村民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村里友谊大道东边2里多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大伙都巴望着改成水泥路。沈浩跑上跑下争取支持，终于得到帮扶资金50万。
“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建议，自己的路能否自己修？这与沈浩的想法不谋而合。
修路的日子，沈浩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撒石子、扛水泥、拌砂浆。一天傍晚，沈浩和村干部来到工地。看到刚刚运来的水泥浆卸在地上，找不到铁锹，沈浩就用双手把水泥浆捧到路基里，全身都是泥，手还被灼伤。村里人叹服：这个沈书记人实在，不是来图虚名的。
行动往往胜过千言万语。沈浩常说：“跟老百姓面对面，不如和大家肩并肩。”3个多月后，路修好了。一算账，整整省了20万元，还加修了两条水泥岔道。全村劳动力每人挣了1000多元工钱。
属于村集体的20多间房屋被几户人家强占，多年无人敢过问。不收回，邪气滋长，正气难树。敢不敢收？村里几百双眼睛瞅着新来的书记。以前有开警车来小岗村挂职的干部，也没敢咋样。沈浩不怕难、敢碰硬，苦口婆心劝说不通，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钉子户终于被拔掉了，村民们对沈浩刮目相看。
熟悉沈浩的人说，他从“城里人”到“村里人”的角色转变很快：冬天，穿上村里5元钱买的老棉鞋；谁家的剩茶端起来就喝，谁家的剩饭端起来就吃；抽2元钱一包的香烟；遇见财政厅的老同事说话，也从“我们财政厅”变成了“我们小岗村”；手上长了老茧，整个人黑了，瘦了……
沈浩成了全天候“村官”。他习惯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村民平起平坐商量事儿，从不坐老板椅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坐沙发，和大家交流‘零距离’，这样老百姓才会亲近你。”
他住的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床头贴着村民联系电话。大门从不上锁，谁都能推门而入。“村里的大事小情、百姓疾苦他都知道。”房东说。
“大包干”带头人关廷珠的遗孀、86岁的邱世兰老人，至今还拄着沈浩送的拐杖。“沈浩看原来那根拐棍要断了，怕我摔着，说要给买根新的。我以为他随便一说，没想到他专门买了新的给我送过来。这拐杖拄着踏实。”
五保户韩庆江那天突然发病，沈浩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送他去抢救。后来又安排他去当门卫，如今一月能挣500多元；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刚出世，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沈浩掏出1000元钱送去；关友林全家6口人，4人有残疾，沈浩逢年过节都要送去慰问金和年货。
“这样的干部我们觉得可靠，很难找！”“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道出了小岗人的心声。
穿行凤阳乡间，如同穿行在乡土中国的千年沧桑。600多年前，朱元璋在饥饿中崛起，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民的呐喊与抗争，但后来，“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花鼓声，伴随着乞讨、流浪，成为凤阳人共同的辛酸记忆。
革命起于贫穷。向穷困抗争，与命运搏战，这是中国农民求索千年的主题，更是横亘在当今小岗人面前绕不过去的坎儿。20多年来，小岗人不是不曾努力，不是没有探索，但几经沉浮最终没成气候。比起其他名村，小岗村的步子明显慢了。
2005年秋天，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沉浸在秋收喜悦中的小岗人再次兴奋起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用平实的20个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沈浩在日记中记录了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心得：“作为一名选派干部又身在名村小岗，更应该满怀信心、充满热情、努力工作，切实为老百姓办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小岗贡献自己的力量。”离中央的要求，离农民群众的愿望，还有很大差距，这令沈浩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静夜孤星、青灯黄卷，沈浩苦苦求索，村西头那间小屋中，“三农”问题的书堆满了书架、案头；他还带着“大包干”带头人、村干部、村民代表一起赴华西村、耿庄、大寨、西沟村、南街村等名村取经。
从书本中找思路，从实践中学范例。沈浩的心中渐渐明朗：开发现代农业，发展旅游业，招商引资发展村级工业。
遇到重大决策，沈浩都要和“大包干”带头人们一起“拉拉呱”。过去“两委”班子不全、人心不齐、矛盾多、积怨多、问题多掣肘小岗发展，如今冰封开始融化了，人心开始聚拢。
优质养殖示范区办起来了，种植双孢菇的创业大学生引进来了，小岗钢构厂等企业也开始生产了，大包干纪念馆建起来了……
离小岗村不远处，有著名的滁州琅琊山醉翁亭，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中“与民同乐”的思想时常在警醒沈浩。他明白，要想让小岗村人同乐，先得让大伙同富。
村民们的农家乐旅游服务启动了。小岗村当年的茅草屋、“大包干”纪念馆、文化广场等成了一个个旅游景点，“小岗人家”、“大包干餐馆”、“金昌食府”等餐馆红火起来。沈浩还争取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开辟了直通合肥的长途汽车线路，创安徽全省由一个村发往省城班车的先例。2006年春节前，26户住房比较困难的农民都住进了16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
小岗要发展，村党组织建设是关键。沈浩从抓班子、抓党员、抓阵地入手，在上级党组织支持和帮助下，充实和调整了村党组织，把年富力强、作风过硬的骨干，把有点子、出力气的致富带头人，把自愿到村立志创业的大学生村官，吸纳进班子，建起了小岗村的第一个党员活动室，第一个大学生民兵连……
然而，三年任期一瞬即至。2006年秋天，小岗人的心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起来。
“当年我们杀头、坐牢都不怕，可沈浩要走，我们真怕了。”“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说。
“小岗村人最讲事实，好干部就是好干部，不好也不会有人说好……小岗村人舍不得他，小岗村需要他，离不开他……”严宏昌等几个人一合计，带着一封按下了98个红手印的信找到省委组织部和财政厅。
走，还是留，沈浩焦灼不安，选择两难；挽留，还是欢送，小岗人的选择也不轻松。
当年率先按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这次却没按下手印，“离开妻子、老母、女儿，在小岗踏踏实实干了3年，都想让他留下，可又不忍心啊！”
2008年金秋，胡锦涛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讲的一席话，让沈浩感到肩膀上沉甸甸的。2009年秋天，又一纸按有186个红手印的信递到省委组织部
2008年9月30日，又是一个金秋时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考察。在“大包干”带头人、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家的小院里，总书记亲切地同乡亲们拉起家常，了解大家的所愿所盼，解答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气氛热烈活跃。总书记对乡亲们说：“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努力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把文化生活搞丰富，把村庄环境搞整洁，使日子过得一天更比一天好！”
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乡亲们倍感温暖和鼓舞，也让在场的小岗村领头人沈浩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当得知沈浩是省委组织部和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任职，由村民自发按手印留下来连任的村干部时，总书记热情地鼓励沈浩说：“群众拥护你，这是对你最大的褒奖！”
总书记与最基层干部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一刻让沈浩满眼噙泪，责任油生，“当我握着总书记手的时候，一切艰辛、酸楚、委屈都没有了。”
沈浩在日记中写道：“总书记到小岗来，对我们是荣誉，更是动力，农村有困难更有机遇，小岗村是农村改革发源地，要不断创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时期提出科学发展观。发展是根本，发展是硬道理。小岗村也不例外，只有发展才是致富的唯一途径，只有发展才是解决矛盾的有效办法，只有发展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小岗村。”
怎么让日子过得一天更比一天好？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新起点上，沈浩和小岗人在思考，该发展什么、突破什么？这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共同思考。
沈浩带领村“两委”班子，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拟订了小岗村新农村建设规划。
按照这个规划，小岗村将形成“一环两轴一点九区”的规划结构，对现有村庄进行整治，包括建筑外立面、村容村貌整治，进而小岗将建设成现代农业的示范村、制度创新的实验村、城乡统筹的先行村、文明和谐的新农村。
铭记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深化改革。沈浩要重新激发出小岗村改革创新的活力。
早在2006年，沈浩就提出流转村民一部分土地进行整理，田成块、路成网、水灌通，增加可利用土地数量，提高土地利用率。
可没想到这个想法让他陷入空前的困境。发展是硬道理，但“摸着石头过河”也艰难。
凤阳鼓楼，苍然屹立。“万世根本”——600年的风霜雨雪，让鼓楼上朱元璋亲书的四个大字愈发遒劲而厚重。人民乃国家之根本，土地乃农民之根本。这万世根本，以无可阻挡的力量穿越时空，凝视沧桑。沈浩与它，有过不止一次的对视，每一次，都觉得字字千钧。
村党委副书记张秀华说，当时有人把这种土地流转方式误解为要收回土地，集体经营，许多群众一时想不通，不支持；还有人当天同意签流转协议，第二天就变卦了。
沈浩说：“过去分田搞大包干是改革，现在搞土地流转也是改革。”
一年除夕，张秀华接到沈浩的电话：“我在村里宿舍，过来陪陪我吧。”一进门，只见沈浩眼里含着泪水，委屈地说：“在村里搞土地流转太难了，村民们不同意。”
对土地的挚爱，如同血液流淌在小岗人的血脉里。作为农民的儿子，沈浩深深地理解这一点，每一步改革他都愈加谨慎，在发展和保护农民权益方面寻找结合点，沈浩冥思苦想。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正是这个时候，总书记在小岗村的一席话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也让沈浩心里敞亮多了。
沈浩
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官是当不到头的，钱也是难以挣净的。那么，考虑的应该是怎样活得有价值。就拿自己在小岗村来说吧，虽然吃苦受累有委屈，但作为丰富人生的一个平台，使自己得到锻炼，这是花钱也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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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村民土地流转理事会，规范流转程序，发挥村民自身作用……改革，要平衡多元的利益诉求；改革，免不了有意见碰撞。为了土地，大家每次开会免不了争几句，有时意见分歧很大，但思路在争论中逐渐明朗，共识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2009年1月8日，小岗村与“美国GLG集团”、“从玉菜业”、“瑶海”、“天下一碗”签下四份投资大单。招商引资，对小岗的发展是关键一环。
GLG集团要在小岗建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项目马上要开始建设，地面必须平整。时间只有5天，最大的难题是迁坟。
迁祖坟，在农村是天大的事。2009年4月12日，村“两委”开会，挨家挨户动员。4月14日，村干部带头锯树、迁坟，第二天，村民们全动起来了，最多的一家迁了12座祖坟。
响彻荒野的爆竹声中，村民韩庆江家爷仨哭着给祖先磕头：“咱小岗村要发展，今天给你们搬家了。”
此情此景，沈浩泪水夺眶而出，抱拳三作揖，高声道：“先人们，沈浩向你们道谢了！父老乡亲，谢谢你们支持小岗村工作！谢谢你们支持咱们子孙后代！”
“大包干”带头人、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说：“沈浩在小岗的6年，是村里发展最快的6年，是大家受益最大的6年，也是小岗村树立新形象的6年。”2008年，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600元，是2003年的2.87倍，比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2000多元。
小岗村可以大有作为，沈浩还有更远的宏图大愿：完成小岗村新农村建设规划；下属农工商、物业管理、文化传媒等几大分支的小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始运作；小岗村要用3年时间争取上市……
春去秋来又三年。2009年秋天，小岗人又着急了——“沈书记！走，还是留？”
红手印，还是红手印！186位小岗人要留住他们致富的领路人。
怀揣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小岗村的发展蓝图，沈浩用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承诺。2009年冬天，小岗人用深情的红手印把他们的第一书记永远留下……
2009年9月起，总书记考察小岗村一周年之际，小岗村参加了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沈浩和村党委把党员们从繁忙的工地上、田地里请到一起，对照总书记的嘱托，对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谋划小岗村科学发展之路。“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沈浩读着铿锵的话语，总书记的嘱托如醒钟在耳。
然而，第二个三年任期又要到了。是走，还是留？无尽的牵挂，一样的深情，再一次让沈浩难以抉择。
“娘，儿子要到凤阳小岗工作了，不能照顾您老人家了，请您到我哥那里过一段时间，等我任职期满再去接您。”到小岗上任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沈浩把老母亲送到四哥家。
老娘深明大义：“乖乖，在人家那儿把人家搞好，把老百姓搞好。我的乖乖要听党的话。”沈浩听了，鼻子直发酸。临上车，他“扑通”一下跪倒，给老娘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已是泪流满面。
女儿沈王一属狗，沈浩亲昵地叫她“汪汪”。2004年，10岁的“汪汪”舍不得爸爸走，送了他一个嵌着自己照片的相框，在背面留了一串歪歪扭扭的字：“我爱你爸爸。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别做贪官！”第一次决定留任后，因为自己不在孩子身边，妻子工作又忙，沈浩就把女儿送到了老家萧县读寄宿中学，却也开始了绵长的思念和无尽的愧疚。
每年3月7日，沈浩总会抽空到萧县的学校为女儿过生日。2009年的那天，沈浩忙完工作后急忙赶往萧县，紧赶慢赶还是到晚了。远远地看见女儿在宿舍的阳台上张望。在操场上，沈浩想逗女儿开心，连翻几个跟斗，就不停地喘。女儿看着爸爸卖力地逗她，眼圈一下红了，扑到沈浩怀里嚎啕大哭，“爸，我想你啊，就是想你。”沈浩抱着女儿，泪水和着汗水一起淌。
妻子王晓勤在银行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买粮食、搬东西很吃力，沈浩只好说：“花点钱，请别人帮忙吧。”王晓勤盼望着夫妻早日团聚，不同意沈浩留任。沈浩耐心劝慰：“让我再干3年吧，第一个三年是搞基础建设，第二个三年才能把村里经济建设搞上去，让大家富起来。”
2007年除夕一早，沈浩一开门，80多岁的邱世兰坐在他屋前。大娘哆哆嗦嗦地说：“沈书记，去我家吃年饭吧。二十多年了，我是头一回请村干部吃饭，不去吃可不行。”面对大娘浑浊老眼里流露的一片真情，沈浩去了。6年过了5个春节，他有3次在小岗吃的年饭。
村里正在修建的敬老院快竣工了，沈浩把它建成了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的老年活动中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让村里的老人安享晚年，是沈浩的梦想。
对小岗村党委书记金乔来说，没陪沈浩到县城体检，恐怕是今生最大的憾事。
沈浩在去世前的10多天问金乔：“你爱人在县城医院哪个科室工作？”“我说是做B超的，他摸摸胸口说最近这儿总有点不舒服，哪天请弟妹帮着检查检查。”金乔回忆着。
“心力疲倦、口干舌燥、浑身无力、特别累……”这些词在沈浩的日记里频繁出现。字里行间，透露着他的体力早已严重透支……
2009年11月5日上午，沈浩陪同来小岗考察的三批客人。中午，略饮薄酒。下午三点多，累了几天的沈浩对金乔说：“我回去睡会儿。”然而，这一睡，他就再也没有醒来。
“让沈书记留下吧！”肝肠寸断的小岗人这次下了决心。
凤阳县城鲜花如海，挽幛如云，数以千计的群众送别沈浩最后一程。一副长长的挽联浓缩了沈浩人生最后的，也是最光辉的时光：两任村官呕心沥血带领一方求发展，六载离家鞠躬尽瘁引导万民奔小康。
在这一头，小岗村的男女老少们在迎候他们的沈浩书记。寒风冻泪，枯草过霜，小岗村在呜咽。
72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坤拖着病躯，让家人搀扶着，要看沈浩最后一眼：“沈书记他人好、干得也好，我要来送送他”“孩子啊，我们接你回家……”
沈浩
要做到任劳诚然不易，要做到任怨则更难。这需要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有时甚至要蒙受不白之冤，承受着不为群众所理解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所以说任怨是比任劳更高一层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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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记得曾在一次会上问：“沈浩，你给我们说个实话，到年底，你还愿意留下来吗？”“只要大家欢迎我，我愿意一辈子留在小岗！”一语成谶，却在顷刻间应验。
2009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初一，这是小岗祭奠先人的日子。一场罕见的大雪不期而至，飘飘洒洒，漫天飞舞。
清晨6点多，58岁的殷广勇拖着一个5岁、一个7岁的孩子，借了20元钱买了纸和鞭炮。在雪地上，爷仨几步一个踉跄，扑到墓地，身上还穿着沈浩脱给他的衣服。
小岗村的群众，至今还不适应沈浩书记“休假”的日子——
关学莉在村文化广场上打着打着腰鼓就停下来，哭了，村腰鼓队的穿戴和“咚咚”敲响的鼓，都是你给置办的；戴世英把你的照片放在锅台上，边做饭，边掉泪，后悔不该为了宅基地天天找你闹；工匠马实还想在深夜收工的归途上，看到你住处闪亮的灯光；大学生“村官”汪静静依然每天帮你擦桌子，等待着你风风火火的身影……
沈浩，你还有好多事情没做，怎么就舍得走了，走得如此匆忙——
妻子还等着你回家喝一口煲好的热汤，女儿还等着你和她一起打开世界名著的书箱，老娘还在等着你轻拢她的风霜白发……
沈浩，你还有好多事情没做，怎么就离开了，离别得这么无声——
修环村路、引进项目、盖敬老院……你布置的年底前要完成的11项重点工作，还等着你带领大家一起完成去验收呢。你想写的那本书《我在小岗工作的日子》，村干部们还盼着自己的名字能印在书上呢。韩巧兰还记得你说过，她家门前的小岔道，一定能在年底前铺上光光的水泥，放炮过年，她盼着你把路铺到家门口呢……
沈浩，你不该走。你做过的一切，小岗村人民记在心底。小岗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见证着，见证着一位农民之子、小岗之子的深情。
在入党志愿书上，你写道：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将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
你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生命践行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
信念如山，真情不改，“红手印”印证了你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人民日报》2010年1月4日，杨维汉、刘晓鹏、钱伟）
过去六年，每到这时候，一个念头就在汪汪心里疯长：爸爸在小岗村日夜操劳，除夕夜总该回来陪陪他最疼爱的汪汪了吧？可是，汪汪今年要过一个没有爸爸陪伴的春节了。
爸爸，你离开奶奶、妈妈和汪汪已经整整三个月了。汪汪把你的名片一直放在学校饭卡的胸牌里，捂在心口，想你了，就掏出来看。名片背面，是小岗村的牌楼和地图。近来，汪汪老是做小岗村和你的梦。醒来后，就睁眼找爸爸、想爸爸……小岗村的牌楼老在眼前晃，你的墓地在村里，你的乡亲在村里，你的抱负在村里，你的灵魂一定也在村里，在那牌楼的后面！
整整六年前，也是早春二月，你踏上了小岗的土地，陪你的是汪汪送你的新相框，不到10岁的我以为你是去当“大官”了，欢喜地在相片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上那几行字：“我爱你爸爸，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别做贪官。”不知道你一直把汪汪的相片放在桌前陪伴，但知道你很听汪汪的话，做了一个好官。因为没有人照料，汪汪被送到老家寄读，尝到了“大官”女儿的种种“坏处”：周末无法跟父母出去玩儿，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最怕的是开家长会……汪汪可能是有点儿自私，可汪汪只是想像别的小伙伴一样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为什么他们有的而我却没有？爸爸，你走后，汪汪读了你的事迹报道，读了你写的日记，才知道你不只是我的爸爸，不只属于汪汪，不只属于奶奶、妈妈和我们这个家。爸爸是党的人，属于小岗村，属于农民叔叔伯伯。
爸爸，我想努力去适应没有你的日子，可一想起小时候的美好时光，汪汪就更加想念爸爸：你开车带我兜风、让我骑在肩膀上一起往前冲、逢人就炫耀“这是我女儿”……去小岗后，这样的时光再也没有了，一年只能见你几次，你没有时间陪我逛街、疯玩了。带我进书店，你只顾看感兴趣的经济类书籍，在博物馆，你一直用手机与客商谈项目，顾不上和我说话。
直到你真的走了，汪汪才知道，你“冷落”我的那些场景，想起来都是那么珍贵、那么甜蜜蜜的。可如今这一切都是梦想了。我找出了博物馆的门票，当宝贝一样珍藏起来。你是很爱汪汪的，对吧爸爸？要不你不会费那么大的劲翻跟斗逗我开心，要不你不会在小岗村的宿舍里还放着一个包装好的、崭新的、没来得及送给我的生肖狗。
爸爸，汪汪一点一点地回放、回味、放大父爱，你虽然已经走了，但周围还散发着你的气息。每天晚自习放学回家，我好像还能听见楼道里咚咚的脚步声，那是你的脚步声吗，爸爸？你以前就是这样使劲儿跺脚，把声控灯振亮；我每天还给你那盆月季花浇水，花开了，洁白如玉，你说过的——“一天天付出，等到它开花了，该有多么欣慰。”你的目光，是不是能够越过汪汪的肩头，看到那令你欣慰的花儿？那天夜里，下着淅沥沥的小雨，我站在窗口想你，爸爸，四周湿润润的，有股咸味，不像雨，像是汪汪的眼泪。汪汪想，眼泪要酿多咸，才对得起对你无限的思念，才换得回来我的爸爸？
爸爸，你走的那天，你的汪汪都哭疯了。那天，天很冷，你躺在鲜花丛中，一点都不理睬你心爱的汪汪，噘着嘴，像在逗你的汪汪。那么多人来看你、哭你，妈妈看到你真的永远走了，怨你、哭你，像个泪人儿。汪汪不信你走了，捧着你冰冷的脸拼命地亲啊……爸爸呀，你真的舍下你的汪汪走了？……如果说，你的离去是生活给我的无可选择而且残酷的考验，那么结果就是，我突然长大了，我能体会到以前不能体会的情意了，我变得爱学习了，变坚强了，我甚至可以做妈妈的心理支柱了。
妈妈以前算是个胖人，你走后她很忧郁，没两个月，她就瘦得不成形了，还总恍惚，冥冥中老是说又看到你了，你跟她念叨啥啥啥的。我劝她也不管用，就给她写封信：“爸爸虽然走了，但他的小岗村还在，和他吃过饭的人还在、说过话的人还在，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也在，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妈妈读着我的信，她哭出来了。
爸爸，你看到了吗？你的汪汪真的长大了！以前，我总依赖您、埋怨您，但今天，我要告诉你，我是沈浩的女儿，身上流淌着你的血液……那天，有人在安慰我时，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会好起来的。等我以后长大了，也要为农村做点事。”爸爸，你听到了吗？你很惊喜是不是？你为我骄傲是不是？
过完年，我就快16岁了，爸爸。我感谢我人生的前15年，有你陪我度过。15年，注定了一辈子的缘分，汪汪永远是你的女儿！爸爸，如今家里吃饭，妈妈和汪汪总是先盛一碗给你，然后一勺一勺地替你吃了，像是你吃完的；家里的最后一道门，还在为你留着，等你随时回家，爸爸！
爸爸，今年过年，汪汪不能陪你了，你要好好过啊。你要老想着你的小狗狗汪汪。如果真有来世，在茫茫人海中，我们还做父女，汪汪还是你的乖女儿……
沈浩知道，光凭种粮食很难让大家致富，必须发展养殖业和现代农业。他千方百计引进了上海大龙公司的养猪项目，采取公司带农户的形式，发动小岗村民养猪。记得那是2004年的4月18号，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大龙公司董事长汤卫平亲自押车，送来了100多头小猪。看着这活蹦乱跳的小猪崽，想到这引进的第一家企业给小岗村带来的美好前景，沈浩高兴极了，他抱起小猪就一只一只往猪圈里送，根本不顾身上沾满了猪屎猪尿。汤董事长说：“我养了这么多年猪，还从来没这样抱过呢。跟沈书记合作干事，我放心！”在场的村民们更是觉得，这位城里来的干部真是把自己当成了小岗人哪！
沈浩是一个踏实肯干、责任心很强的人。记得一年冬天，我们还住在集体宿舍。一天晚上，天特别的冷，我外出归来，看见沈浩的房门虚掩着，便推门进去，只见他裹着厚厚的棉被，蜷缩在床上，脸肿得厉害，连说话都很吃力。我连忙问沈浩怎么了。原来，他为了赶印一份加急文件，晚上骑车去郊外的印刷厂，因为路面结冰，车子滑倒了,人摔得很重，但他还是强忍着疼痛，坚持把文件送到了厂里。看他伤得不轻，我立即送他去了医院。医生为他处理后，叮嘱他要休养几天。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又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办公室里。
除夕晚上，我们兄弟几家在一起吃团圆饭。饭桌上，有个侄子问五弟：“小叔，听说明年你们小岗要上不少大项目，能不能介绍点工程给我做做？”五弟听了，把筷子一放，严肃地说：“这可不行。组织上派我到小岗任职，我不能给自己家人谋取私利的！”吃完年夜饭，一家人便不欢而散。在守年夜时，五弟说：“四哥啊，不是我不想帮家里，是我不能帮啊！这个口一开，小岗的干部群众会怎么看我，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小岗人按手印留我，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小岗啊！可是我对家庭亏欠得太多了，我对不起这个家！”
电影《第一书记》以沈浩为原型改编，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出品。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24集电视连续剧《永远的忠诚》以沈浩为原型改编，安徽广播电视台2011年出品。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新农村电视艺术节最佳电视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图书《人民村官沈浩》温跃渊、潘小平著，党建读物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入选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等。
我们学习杨善洲同志，就要以干事为责，以干事为荣，以干事为乐，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
云南保山人。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3年起，先后任保山县第五区（施甸）区委副书记、书记，保山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7月起，在施甸县委工作，任首位县委书记，1966年3月，任保山地委副书记。1977年3月，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3月退休后，回施甸大亮山植树造林。2009年4月，将义务领办的大亮山林场经营权正式移交给施甸县人民政府。2010年10月10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他走了，就像一个操劳了一生的老农民一样，走了……身旁留下一顶草帽，一把砍刀，一支烟斗；身后留下一个依然需要刨土取食的家，家里有风烛残年的老伴，有每天上山种地、喂牛、打猪草的女儿女婿，有开着农用车跑运输的孙子们……
他奋斗一辈子，掏心扒肺让老百姓的日子富起来，自己却两手空空而去，而把价值几个亿的森林送给了大山里的群众。
一辈子的赤子之心，把生命最后的霞光，化为家乡大亮山上永恒的春天
1988年3月，杨善洲退休了。一头牛，卸了架，该休息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选择了另一种活法。这是一次还债，也是最后的报恩。
地处施甸县南边海拔2619米的大亮山，是杨善洲家乡最高的山。他16岁时父亲病逝，和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拿到集市上卖。是大亮山养活了他一家。
在日后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杨善洲亲眼看到曾经长满大树的大亮山，一点点变秃变荒，乱砍滥伐，曾成为一个时代的隐痛。他不止一次向身边的人诉说：“都是在我们手上破坏的，一山一山都砍光了，多可惜！我们要还债！要还给下一代人一片森林、一片绿洲！”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广泛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节选）
杨善洲同志六十年坚守共产党员人的精神家园，始终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尽心竭力为老百姓干实事、办好事；始终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始终艰苦创业，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本色。杨善洲同志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生动诠释了当地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和优秀，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政、干事、做人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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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地委书记期间，曾带人风餐露宿，徒步24天，详细了解大亮山的土壤、气候、地理环境，一个“种树扶贫”的梦想在他心中萌芽。
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对家乡的人说：“退休后，我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
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厚意，说服了家人希望他回家团聚的愿望，留下一句滚烫的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就要兑现，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
3月8日，杨善洲退休的第三天，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第二天，他带领着从各方调集的15个人，雇上18匹马，驮着被褥、锅碗瓢盆、砍刀镢头，一鼓作气上了山。
晚上，他们搭起草棚，挖出炉灶，点起篝火，召开了大山上的第一个火塘会议，做出计划，第一年种树1万棵。是夜，狂风四起，大雨瓢泼，窝棚被掀翻，炉灶泡了汤，一群人只好钻到马鞍子底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好个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面烤着栗炭火，后面积起马牙霜”。
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中，住下来，成为第一考验。最初用树枝搭的窝棚，不到半年就被风吹烂了。他们又修建起40间油毛毡棚，冬天冷，夏天闷，碰上下雨，被窝常被淋湿。上山几年，杨善洲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夜深人静，人们常常听到他阵阵咳嗽声从毡棚里传出。
1992年，林场建起了砖瓦房，职工们首先想到了杨善洲，可他死活不住，他说：“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最后硬是把房子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住在油毛毡棚里，一住就是9年，直到全部人搬进了砖瓦房。
没有路，他们往山上运苗子和物资都是马驮人扛，杨善洲常常一边赶着马，一边挑副担子，在山里一走就是大半天。
1990年，杨善洲跑到省上要了一笔钱，林场开始修路。有人主张请专业设计部门来做公路规划，他不同意：“林场现在没有多少钱，有钱也得用来买树苗呀，我们自己干！”他找来一些仪器，每天背上一袋干粮出去测量，常常天不亮出发，摸黑回来，14公里的山路，不知跑了多少趟，哪里有个窝窝，哪里有块石头，一清二楚。最后，全部路修下来，平均每公里只花了不到1万元钱。
买树苗资金不足，杨善洲就经常提个口袋下山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果子后随手扔掉的果核，桃核、梨核、龙眼核、芒果核……有什么捡什么，放在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用马驮上山。他说：“捡果核不出成本，省一分是一分。”
每年的端阳花市（街），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杨善洲就发动全场职工，一起到街上捡果核，成了花市上一道“另类”风景。
有认识他的人说：“你一个地委书记，在大街上捡果核，多不光彩。”他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不过，在大街上看到父亲捡果核的女儿老二老三感到不光彩了，劝他不要再捡。他说：“是不是你们觉得丢面子了？不要老想着你们的父亲是个地委书记，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你们感觉我给你们丢面子了，那以后不要说我杨善洲是你们的父亲！”两个女儿流下泪水：“爸爸，我们错了……”
有一次，捡果核，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小伙子恼了，张口就是粗话，有人赶忙把他拉一边，告诉他老人是原来的地委书记，捡果核造林呢。他惊得半天没吭声，转过身说了一句：“这样的官？我服了！”
如今，杨善洲捡回来的果核，已成为大亮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林。
杨善洲还常背个粪箕到村寨路上捡骡马粪猪粪，给树苗做底肥；到垃圾箱里捡纸杯、碗装方便面的外壳，当营养袋，培育“百日苗”；坐长途车颠簸几百里，从怒江引来红豆杉，从大理引进梨树苗。那年，栽树季节，他牵着马去昌宁买树苗，为了能及时把苗子栽上，他赶着马连夜往回返，足足一天。
为种树造林，杨善洲倾注了多少心血与艰辛，大亮山知道，每一棵树知道，每一片绿荫知道……
1999年，杨善洲在山上用砍刀修理树杈时，一脚踩到青苔上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都想，老书记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他拄着拐棍，又走进了大亮山。
杨善洲回答：“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
杨善洲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不图名，不图利，图的是老百姓说没白给我公粮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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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载辛勤耕耘，大亮山重新披上了绿装：5.6万亩人工造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
一天，施甸大街上一个赶马人想钉马掌，无人帮助，难以操作。见一乡下模样的人走来，忙说：“兄弟，帮个忙！”“干啥？”“帮我端马脚钉马掌。”“好！”那人用两手端起马脚，双腿前弓后蹬，用膝盖撑住，赶马人又割又钉，一阵忙活，半个小时，马掌钉好，那人拍拍手和裤上的灰走了。一个过路人问赶马人：“你可知道帮你钉马掌的是哪位？”“不知道。”“施甸县委书记杨善洲。”赶马人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施甸县城边一段公路上石工们正砌一座涵洞，工地上一片打石声。一个年轻石工技术不熟，手上有点不听使唤，忽闻旁边有人说：“钎子要捏紧，下锤使点劲。”他有点不耐烦，脱口说：“有本事，你打我瞧瞧！”那人拿过工具，叮叮当当，一会儿工夫，一块漂亮的芝麻形花纹石头打成了。年轻人不好意思地咬咬嘴唇。那人走了，有人告诉他，教你打石的是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杨善洲从20多岁起担任县领导直至地委书记，他始终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
他很少呆在地委机关，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顶个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等各种农具，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哪块地里的草长高了就锄两把。地里看过了，群众访问过了，这才到乡上县上。他说：“与群众一起劳动，了解到的基层情况最真实。”
保山有5个县，99个乡，每一个乡都留下了杨善洲的脚印。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是最远的一个乡，很少有领导去。杨善洲上任不久，便徒步4天，进了木城乡。
在一间破旧的茅舍前，一位农民把他引进屋。一张用竹竿捆扎的床，一张草席，火塘旁放着一只破瓦罐，杨善洲把手伸进瓦罐，抓出一把干瘪的包谷。他走到那位农民面前：“老乡，对不起，我没有当好这个地委书记……”
当夜，杨善洲召开乡干部会议，他说：“我得先做检讨，你们这里的山是荒着的，地是闲着的，人的肚子是瘪着的，袋子里是空着的，我没尽到责任。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帮助父老姐妹铲除贫穷的根子，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第二天，他从木城出发，又徒步3天，跑遍了周围的几个乡，十几天后，保山地委做出了改变边境贫困乡村面貌的实施方案。
杨善洲常对地委一班人说：“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只要还有贫困和落后，我们就应该一天也不安宁！”
不安宁，成为杨善洲烧在心头的一把火，为了群众能过上好日子，他一刻也不安宁。
“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这是早年流传在保山地区的顺口溜。由于保山地区山区面积占91.79％，土壤贫瘠、种植方式落后、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农业产量在解放初期很低。
杨善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们是党的干部，如果老百姓饿肚子，我们就失职了！”
他专门在保场乡种了半亩粳稻试验田，试验“三岔九垄”插秧法。一亩地可以提高产量三四百斤。为让群众熟练掌握这一种植技术，他常年跑田间地头，亲自示范推广。
1982年的插秧季节，龙陵县平达乡河尾村的几个农民正在地里忙活。
一个农民打扮的老者走了过来：“你们插秧的方法不对，村干部没跟你们讲‘三岔九垄’插秧法吗？”
农民们以为他是路过的农民，没好气地答：“你会栽你来栽嘛！”
杨善洲二话不说，卷起裤脚就下了田，一边讲一边示范。插秧是倒着插，越往后插得越快，农民们惊奇地发现，很快他就跑到最后去了。
直到现在，保山当地群众插秧还用这个“三岔九垄”。他还种了“坡地改梯田”、“改条田”、改籼稻为粳稻等各种试验田。1978年至1981年，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第一，1980年，全国农业会议在保山召开，保山获得“滇西粮仓”的美誉，杨善洲则被人们称作“粮书记”。
毋庸回避，杨善洲也不是事事都看得准。他也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落后于农村改革的实践。但当他一旦了解到群众的意愿，便会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
1985年，保山地委建办公大楼，第一层已经建起，这时，昌宁金华乡发生水灾。杨善洲立即赶往灾区，看到老百姓受灾严重，十分难过，回到保山，命令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来救灾。有人想不通，认为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杨善洲激动地说：“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我们却安逸地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大楼里，悠闲地办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在杨善洲的心里，对人民群众永远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他们真正是主人，他是公仆。
他下乡，总像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司机、秘书，一辆212吉普，其他随员一个不要。上路，直奔田头。
碰上饭点，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结账，绝无例外。
有一次，在龙陵县调研，结束时，三人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饭，一碗白菜，一碗蒜苗，一碗酸菜炒肉，外加一碗萝卜汤，一共6.5元。秘书去结账，县委书记推辞：“菜很简单，我用我的伙食费去冲抵就行了。”
回保山路上，杨善洲突然问起吃饭是否结账，秘书如实相告。
“停车，你立刻搭班车回去结账！”他的口气不容商量。
秘书只好下车，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去结了那6.5元的伙食费，可他在路上来回的车票、住宿却花了33.5元。他一路都在想，这就好像用一只鸡去换一只鸡蛋。
杨善洲
捞油水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是我没有捞。共产党员拿着工资为人民服务再要钱，那怎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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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保山，一连几天，他想着最后全部由老书记掏钱结的这笔花费，忍不住脱口而出：“为了6块多，你又花上33块多，值不值？”
杨善洲接口道：“账不能这么算。领导机关的人不能占基层便宜！”
当时，机关的同志下乡每天有4毛钱补贴，20多年里，杨善洲一大半时间都在乡下跑，却从没拿过一天的补贴。他说：“和群众比，我有一份工资，已经很好了。”
有一个给他当了两年半秘书的同志坚持每次下乡后都把书记的补贴办好，开了存折存起来。杨善洲知道了，没吱声。1978年，他在大官市果林基地听说当地群众搞林业多种经济想养蜜蜂，但没钱买蜂箱蜂种，一下子想到了秘书帮他存的出差费，一问，竟有400多元，他高兴得很：“这下解决大问题了，把它全部给他们买板子打蜂箱，把蜜蜂养起来！”
杨善洲用钱“散”是出了名的。走到哪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买牲口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劝他不必，他说：“我是这里的书记，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着不管吗？”
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喜欢抽烟，还舍不得抽纸烟，天天一包烟叶子一支烟斗带在身边。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
杨善洲更“抠”的是，他绝不允许自己占公家一丁点便宜。
他的家在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离保山有100多公里。他回家从来没用过一次公车，都是自己买车票坐班车回到施甸县城，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到大柳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车！”
1984年一个星期天，杨善洲回家后，与三女儿杨惠琴一起回保山，突然天降大雨，淋得没法走，他们就到一旁的姚关镇政府躲雨，镇委书记说：“老书记，我和县上联系，来接你。”他说：“接什么接，我们躲一下，等雨停了就走。”
父女俩躲了一阵，见雨不停，就打着雨伞走了。区委书记赶忙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县委办公室主任深知老书记的脾气，专门派车，他肯定不坐。于是，他想了个主意。
驾驶员小李按吩咐，开车沿大路朝老书记驶去，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回来，赶上他们，大声招呼：“老书记，去哪里？是去施甸吗？我刚办完事，正好捎上你们一脚！”杨善洲没想到他们的招数，确信是偶尔相遇，这才和女儿一起上了车。到了施甸，父女俩买上车票回到保山。
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是乡里的民办老师，那年考地区中专差一分落榜，他拍着女儿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女儿问：“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他严肃地回答：“不行！我没这个权力。”后来女儿考上了公办教师。为此，县里特别叮嘱杨善洲的秘书：“请你一定要告诉老书记，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们没关系。”
杨善洲
有几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浪费时间，一天能办的事要拖四五天；二是吃喝浪费大，三四百元一桌吃了一半就倒了，浪费也是犯罪；还有讲派头也是一种浪费，我认为坐什么车也是领导，不要怕丢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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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善洲眼里，权力是人民的，他只是为人民来行使，行使的标准，就看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有一年，他的一位老相识从外地回来分配到公社工作，老相识找到他，希望帮忙转到城区。杨善洲说：“为什么首先考虑的不是工作而是个人利益？这是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你应该去报到，以后有困难再研究。”
在回地委的路上，杨善洲对秘书说：“地委是党的机关，要告诉机关所有的干部，不能为那些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开方便之门。”
回到地委，一位亲戚早已在屋里等候：“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和小海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就求你这一次……”杨善洲笑了：“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给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力，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
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但他的“前门”总是敞开的。地区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里比较困难，杨善洲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他，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群众说：“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
一辈子的为官情怀，宁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与群众一道，承担起通往幸福生活路途上最后的艰难
环抱在山洼洼里的大柳水村，是杨善洲这辈子从未起过根的家。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20岁就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石匠。后来，在这里娶了媳妇成了家。又后来，他跟着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走了。
然而，对于这个家庭，走出的男人身份的改变，丝毫没有影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一家人的人生轨迹。他们和大山里每一个农民一样，至今依然过着地里刨食、山上找钱的艰辛生活。
看过去很普通的几间砖瓦房，是2008年才建起的。村里人说，他们家原先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
1967年，老房子破得挺不住，一到下雨，满处漏水。妻子张玉珍看着婆婆和娃娃在雨水中躲来躲去，无奈之下去了保山，找到当家的说了家中的难。杨善洲听了，半晌无语，摸遍全身，找出仅有的30元钱：“你先拿这些钱去姚关镇买几个瓦罐，哪里漏就先接一下，暂时艰苦一下。”
妻子回到家里，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爹爹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多少艰难困苦，张玉珍靠着山里女人石头一般的坚韧挺了过来。
3个娃子上学，当家的捎回的钱不够，一到秋天，她就每天跑十几里山路去采野果子，背到集市上去卖，一背篓能卖2元钱。
1986年，姚关镇一个年轻的副乡长到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母亲、老伴、孩子一家人正在吃包谷饭，家里粮食不够吃，很难过，赶快让乡民政送来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立刻让家人把两袋粮送回去，并狠狠批评了那位副乡长：“很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要接济就应该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群众。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早在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就提出把他的妻子孩子转成城镇户口，他谢绝了。
杨善洲担任保山地委书记后，按照上级有关政策，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母亲、爱人和不满16岁的儿女可以“农转非”，可他却把申请表格压在抽屉里一直不办。他说：“大家都来吃居民粮，谁来种庄稼？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愿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1988年，家里人想在施甸县城附近建个房，为他下山进城办事方便，家里人也可多照顾他。他同意了，心底里更多是为弥补多年来对家人的愧疚。于是儿女先借下5万元钱，买了地，盖了房。老伴找到他：“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还账？”
杨善洲东拼西凑只凑到9600元。老伴问：“9600块，能还5万？”账还不上了，为了不拖累儿女们，杨善洲做主，房子还没住就卖了。
这件事在保山广为流传，人们编成了顺口溜：“施甸有个杨老汉，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每当有人问起张玉珍老人：“你当家的是‘大官’，你一家子怎么还过得这么苦？”
老人总会平静如水地说：“他当官是为国家当，又不是为我们家当。”
也有人问过杨善洲，作为一个儿子、丈夫、父亲，你对家人有愧疚吗？
他点点头，低声地说出两句话：“自古忠孝难两全，家国难兼顾啊！”那一刻，他眼里有泪。
这个秉性忠厚质朴的山里人，何曾没有一腔儿女之情？！
母亲早年守寡，他是母亲的孝子。每年，他都会花钱从保山买一包补药，煨给母亲吃几天。地委的人都知道，只要书记老家来信说是母亲病了，他一定回去。母亲89岁那年，他回去探望，原打算第二天就走，看到老人家病重在身，便留下来，日夜侍奉，整整住了9天。这是他离家几十年中，回来住得最长的一次。老母亲是在他的怀里去世的，他抱着母亲的头失声痛哭：“娘，不是儿子心肠硬，只因为您儿子是人民的干部！”
他疼爱妻子。每次回家，哪怕住一晚，他都会下地，把要做的农活做了，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逢年过节，总记得扯几尺女人家喜欢的花布。他23岁娶了她，那会儿穷，没给她点什么物件。他出去了，可这事一直没忘。直到1997年，他省吃俭用攒下500块钱，塞到她手上：“替我给你买个戒指吧。”
他是慈祥的父亲。3个女儿都是他给起的名——惠菊、惠兰、惠琴，爱树爱花的父亲，把女儿们在自己心里种成了三棵美丽的花。每次回家，他都会从粗大的手掌里给娃娃们变出几块糖，几个果子，然后拉着她们的小手一块下地干活。惠兰总忘不了，有一次爹爹给她梳头，扎的两根小辫子就像两只小牛角。
杨善洲这一辈子，是带着他的家人和他一起担当起一种胸怀，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他心疼家人，但是，看着更多的还在艰难中的群众，他别无选择。
杨善洲病了。他得了肺癌。尽管家人瞒着他，他心里明白，这一回，是过不去了。
其实，对于死亡，他并不在乎。重要的不是死，重要的是如何生。他欣慰，这一辈子选择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即使在人生最后的年月，他依然没有愧对自己的心。
作为大亮山5万多亩林场的指挥长，他除了拿自己退休后的一份退休金，在林场拒绝拿一分钱工资，只接受每个月70元钱的生活补贴，后来随物价水平，涨到了100元。林场曾多次要给他一个月500元补助，他总是一句话顶回去：“我上山是来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他下乡、出差都是自己掏腰包，22年里，他在林场从没开过一张发票，没报过一张单子。
按照保山当地政策，引进资金可以有5%—10％的提成，按这个额度计算，杨善洲这些年前前后后引进的资金应该有40万元的提成，他从来没要过一分钱。他说：“拿工资就要干活，引进项目是本分，怎好意思提成！”
上级部门考虑他年纪大，上山下山不容易，给他配了一辆吉普车，他还是老规矩，私事不用公车，用了就要交钱。他老伴去医院看病，用了4次车，他一共交了370元的汽油钱。
1993年，杨善洲的孙子到大亮山林场打工，后来受不了山上的艰苦想去外地。按当初他和林场的签约，干不满5年违约要交罚金。林场的人找到杨善洲，为他孙子说情，孩子年少，罚金就算了。他一口咬死：“皇帝的儿子也不行！违约不处罚，以后还怎么管？”后来硬是盯着场里罚了他孙子300元违约金。
对自己和家人严上加严的杨善洲，对林场职工关怀备至。有一个工人得了肝硬化，大量腹水，生命垂危。他一家子都在农村，拿不出钱医治，家人边哭边为他准备后事。杨善洲得知后，连夜赶到县城医院，找到医生说：“我们这个工人够苦了，没享过一天福。你们要全力抢救，只要对病人有用，要什么药就尽快去调，医药费，我负责！”医院第二天调来了特效进口药，工人的命保住了。杨善洲去医院探望他，这位工人抓住老人的手，泪落如雨。
有人曾问，杨善洲凭了什么能拢住十几个铁杆追随者，在一片荒山秃岭上造出这么大一片森林？
林场的人说，我们就是冲着老书记这个人，再苦再累，跟着他心甘情愿！
树苗儿一片片扩展，一年年长高，长成了林子，汇成了5.6万亩的林海，林海招来了云，蓄住了水，昔日干涸的大亮山在水的滋养下“活”起来了。
多少年，喝水靠马驮人挑，婚丧嫁娶送礼要送两担水的山里人，第一次在家门口喝上了甘甜的水。有了水，农民种起了蔬菜、蘑菇、茶叶……拉到集市上换回了钱。
杨善洲
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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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山里人出门没有路，如今，林场的一条大路串通了村村寨寨，山里跑起了大大小小的运输车。
多少年，山里人没有电，如今，林场的电拉到了七岭八坡，夜晚的大亮山如同掉下一片星星。
多少年，荒芜的大亮山吓跑了所有山里的野生动物，如今，这里又出现了野猪、野鸡、狗熊，还有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
有关部门算了一笔账：整个林场约有1120万棵树，按每株30元的最低价算，总价值也有3亿多元！林子每年成长，又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至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无法估量。
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他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
施甸县政府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被他当场谢绝：“我早就说过，自己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
保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他20万元的特别贡献奖。经再三劝说，他接下了。转过身来，给保山第一中学捐出10万元，给林场建瞭望哨捐出3万元，给山下老百姓修建澡堂捐出3万元。
他最终留下4万元。因为，他想到了老伴，一个一辈子含辛茹苦、给他撑起整个家、没享过他一天福的老伴。
他对老友说：“如果我先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
他决定把这4万元留给老伴百年之后，让他一生愧疚的这个好女人安安稳稳，一路走好……
2010年，杨善洲突然病倒。他预感到，他真的要走在老伴前头了。他躺在病床上，老伴来看他，俩人都说不出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两双眼睛都在淌泪……
他知道，她懂他。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她更懂他的了。他为什么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根，在大柳水村。
他16岁，滇西抗战，被派去参加担架队。和他一起抬担架的是一个叫刘贵的40多岁的农民。刘贵用绳索将年少的他套在担架上，万一滑倒，刘贵会拽住他。上坡时，刘贵叫他在前，自己在后；下坡时，刘贵让他在后，自己在前。少年的他走得轻松稳当，可刘贵走得挥汗如雨，磨烂的草鞋露出脚趾，在山路上留下点点血迹。
这件事在他心里装了一辈子，父老乡亲给予他的真情，成为他日后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的源泉。
后来，村里土改。他家是佃农，没有一分田地，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分到一亩地。没曾想，他家分到了10多亩地，从此他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种庄稼了。他感恩共产党。也就在那一年，22岁的他，娶了邻村21岁的她。
再后来，他走出家门，成为共产党的一员，懂得了共产党的理想与信仰，他的心一下子变大了，认下一条道，这一辈子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她懂他。病床边起身，她轻轻留下一句话：“病好了，就回家……”
这之前，他在林场房前仔细种下一棵玉兰花，这是万千花中他最喜欢的花。玉兰花在当地称“报恩花”，他说，这棵花是我对家人最后的表达了。
这之前，他给林场4棵雪松仔细培了土，这是他当年上山时带上来的4株小盆景，如今已在大亮山上扎下根，苍翠挺拔。他说：“共产党人就要做雪松。”
他留下话：不开追悼会，不办丧事，遗体火化，如果我的亲朋好友和家属子女想念，就到雪松树下坐一坐吧……
成千上万的百姓扶老携幼，涌出家门，为他们的老书记送行……
“一尘不染香到骨，两袖清风昭汗青”……哀思如潮，挽联如织。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
（《人民日报》2010年1月30日，张严平、杨跃萍、姜洁、宣宇才
1988年3月1号，县里通知我到林业局报到。林业局的领导说：“杨善洲老书记退休了，省里安排他到昆明休息，但是杨书记婉言谢绝了，他要回我们老家施甸种树。现在抽调你们17个同志，和老书记一起上山筹办大亮山林场。”从那时起，我就和老书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了22年。
我清楚地记得，1988年3月8日，老书记带着我们，雇了18匹马，驮着帐蓬、工具、粮食、锅碗瓢盆，登上了“半年雨水半年霜”的大亮山，开始了他22年的造林生涯。在张家大坪子，他把群众代表找来，召开现场大会，宣布成立“施甸县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在大会上，老书记说：“大亮山的林木，多年来只砍不种，毁坏严重，这样长期下去，就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办大亮山林场，是我多年的愿望，过去我当地委书记，没时间来种树，现在，我退休了，有时间了，我就和大家一道上山种树，绿化我们的家园。”
那天晚上，我们搭起帐蓬，挤在里面休息。当天夜里，大亮山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半夜，突然“呼呼”地刮起了狂风，一下子就把帐蓬掀翻了。我们赶紧跳起来，这时，狂风裹着黄沙，吹得我们眼睛睁不开，脚也站不稳，远处还传来“嗷嗷”的野狗嚎叫声。等我们安顿下来，天就亮了，炊事员准备做早饭，这才发现锅不见了，我们四处寻找，终于在山谷里找到了被风吹跑的锅，锅里全是沙子。面对恶劣的环境，大家七嘴八舌。老书记坚定地说：“等到山绿了，风沙就会越来越小。栽下一棵树，山就会绿一小块，栽下几棵树，就会绿一片。我就不信这山绿不起来。”
老书记带领我们一边想办法改善生活条件，一边进行植树造林规划。他领着我们钻山沟、爬山坡，鞋子磨破了，裤脚撕烂了，脚底磨起了血泡，腿上又被旱蚂蝗咬得血迹斑斑。老书记不退缩，我们也不敢叫苦叫累。他带着我们走了整整12天，走遍了具备造林条件的每一个山头。
摸清情况后，老书记决定当年造林1万亩，建设苗圃100亩。当时，我们都有些担心，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成问题，人手也不够，更重要的是没有树苗，造林1万亩的计划恐怕完不成。老书记看出了我们的担忧，就说：“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完成。”
要把大亮山变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树苗，老书记四处奔波采购苗木。有一次，老书记打听到龙陵县有树苗，就急急忙忙地带人赶到了那里，可是树苗已经卖完了；打听到昌宁县可能有，他马上又赶到昌宁，树苗买好后，天色已晚，他又连夜赶回了施甸，这一趟来回有300多公里。我们以为老书记太累了，会在施甸县城休息一晚，第二天才会上山。没想到他竟然赶着马帮，连夜把树苗驮运上山。当他们把树苗驮到大亮山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林场职工看到满身泥水的老书记，都惊呆了。老书记却轻松地对大家说：“天亮就可以栽树了，这树苗多耽搁一天，就会影响成活率。”
为解决苗木紧缺的问题，老书记又想到捡果核育苗的办法。每次回到城里，老书记就到大街小巷甚至垃圾堆里去捡别人扔掉的果核。开始是他一个人去捡，后来我们也跟他一起去捡。有一次，在街上捡果核的时候，老书记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上，小伙子大发脾气，我赶紧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告诉他，这位老人以前是保山地委书记！小伙子大吃一惊，他怎么都想不到这个毫不起眼的老人还当过那么大的官，会做这样的事，他赶紧向老书记道歉。老书记只是摆摆手，又低下头继续捡。一次，他当年的一个部下劝他：“老书记，你不要捡了，多不光彩啊！”老书记微笑着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种了，有什么不光彩的？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无论做什么事，老书记都抢在最前面。他每天都带着他的蓑衣、竹叶帽、砍刀、收音机、嫁接工具和常备药品等“六件宝”，跟大家一起去挖坑种树，十个指头都磨破了，缠满了白胶布。我看着心疼，他却对我说：“年轻人，学着点！如果手被弄伤了，只要裹上胶布，这样使锄头、挥大刀就不会震着伤口，手就不会流血了……”到了年底，我们造林1.2万亩，超额完成计划2000多亩。
除了种树，老书记又带领大家种茶。种下的茶苗长势喜人，但不久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鼠患，老鼠把将近400亩的茶苗啃死了，职工们非常心疼。老书记鼓励大家说：“茶苗毁了可以重新种，人的精神不能垮。”然而鼠害在短时间内无法根治，看到大家泄气的样子，老书记说，种不成茶叶，我们就种松树。然而，华山松种下去之后，又被一种叫做“飞机草”的野草侵害。“飞机草”和小树苗争夺养分，很快就能把小树苗困死。这一次，受灾面积达到了5000亩。面对大家失望的样子，老书记说，你们看，只要小树苗长到50公分以上，根深了，叶壮了，飞机草就抢不过树苗了。我们种下十棵树，哪怕只能活一棵，也是一个胜利。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今年活一棵，明年活一棵，后年又活一棵，总有一天，我们会让大亮山都长满大树。
1999年11月，老书记在给树木修枝时，踩着青苔，不幸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几天后，我去医院看望时，他迫不急待地问：“小自，快给我讲讲山里的情况。”我讲完林场的情况后，他拉着我的手，难过地说：“唉，我恐怕再也上不了山了。”半年后，老书记出院了，又回到了他热爱的大亮山，只是手里比以前多了一根拐杖。
经过20多年的奋斗，林场如今已人工造林5.6万亩，有的树直径已经达到了40公分，建起了茶园700多亩。当年老书记带着我们捡来的果核，已经长成了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那300多亩果园，桃子、李子、桂园、芒果，硕果累累，香飘十里，成了大亮山林场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22年来，正是因为有老书记带着我们干，我们才能克服一个个困难，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挺过来，把光秃秃的大亮山变成今天的几万亩林海！
2010年8月，老书记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我闻讯立即上山采了两个松果和两个木瓜，赶到医院去看他。老书记不停地抚摸着从大亮山采来的松果和木瓜，对我说：“我一定要活下去，我还要回到大亮山上去种树！”
坐在病房里，看着一天比一天虚弱的老书记，我想起老书记的身体一直都不好。大亮山常年雨雾，非常潮湿，老书记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听到他的咳嗽声。他还患有严重的哮喘，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一直瞒着大家，实在忍不住时，就偷偷地吃几片药。好几次，被我无意中发现，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自，你要为我保密。”当时我听他的话，真的为他保了密，现在看着病床上的老书记，我真后悔没有早一点把他的病情报告组织，或者告诉他的孩子，让他早一点下山休息、疗养。
我陪着老书记度过了他最后的50多个日子。临终前，老书记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交代：“你们一定要继续种树，一定要管好林子；一定要把林场的收益按比例分给群众，不能让群众吃亏。”
2010年10月10日下午三时零八分，老书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我们为他擦净了身体，穿好衣服，把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到他身上时，我禁不住老泪纵横。
老书记曾经对我说过：“等我死后，就把我的骨灰埋在雪松下。你们想我了，就到树下来坐一坐。”按照老书记生前的愿望，我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带回了大亮山，安葬在当年他带领我们上山，第一次召集群众开会的张家大坪子。
青山可以作证，老书记已经化做了大亮山上的一棵青松，永远站在山顶，凝视着家乡的山山水水，守望着大亮山下的父老乡亲！
家乡有个小石匠，参加土改入了党，头戴竹叶帽，身穿百姓装，穿着草鞋闹革命，开渠引水当龙王，一身泥一身汗，县官儿不当，当什么？当，当，庄稼汉。
家乡有个小石匠，做官儿做到太保山，不改故乡音，不改百姓装，田间地头到处忙，喜看农家谷满仓，一身汗一身脏，官儿不像，像什么？像，像，把家郎。
家乡有个小石匠，当官退休福不享，钻进山沟沟，窝棚避寒暑，荒山边绿洲，忠魂松作伴，不图名和利，两袖清风尘不染，图什么？图，图，福一方。
我曾经问过老书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辛苦，到底图个啥？”老书记反问我：“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口袋里有钱花了，小伙子不打光棍了，小孩子也有学上了，你看着不高兴吗？我图的就是这个！”
第一次跟杨书记下乡，他就对我说：“在我身边工作要苦得起、累得起。”10多年里，我跟着杨书记，走遍了保山地区的村村寨寨、闪闪水水。一次，我随他去龙陵县木城乡调研，那个乡地处中缅边境，离保山差不多300公里，当时又不通公里，他带领我们绕道芒市，徒步前往木城。我的脚都磨起了水泡，几次想停下来，看到杨书记一点休息的意思都没有，我也就不敢提休息的事，只能跟着他一直走下去。一路走，一路了解农民群众的困难和要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才到达乡政府，随后又徒步三天，跑遍了周围几个乡。根据这次调研了解到的情况，十几天后，杨书记主持召开会议，制定了改变边境贫困乡村面貌的实施方案。
一天，杨书记来到一个生产队查看灾情，提出了“大春损失小春补”。发现那里的群众不会用复合肥给麦种催芽。杨书记就叫人给他弄两挑大粪水来，又叫供销社职工抬上来一包普通过磷酸钙，然后卷起袖子对大家说：“来来来，我整给你们瞧。”他边说边用手把大粪水、牛屎、钙肥拌在一起，拌一会，感觉稀释度不够，又加入大粪水。再加入小麦种拌入粪中，拌好后再堆起来捂好。弄完后，他说：“这是给麦种催芽的一种好办法，你们都看明白了吗？”杨书记亲自动手拌大粪，这个朴实的故事，我不止一次从不同的人那里听到过。我想，这只能说明，老书记一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留下了同样的故事。
电影《杨善洲》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2011年联合出品。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23集电视连续剧《不曾见过你》（又名《杨善洲》）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电视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浙江天光地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2012年联合出品。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
图书《杨善洲的故事》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入选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百种优秀思想道德读物、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等。
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充分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和赤诚奉献的宽广胸怀，集中体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生动反映了一名人民军医为民造福、为党树碑的执着追求。
四川简阳人。197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2月入伍，历任卫生员、主治医师、外科副主任、主任、副院长等职，现任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专业技术少将警衔。
截至2月20日，他和他的团队创造了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手术120640例无一失误的医学奇迹，300多例疑难杂症手术全部成功，先后有7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长年为各族群众送医送药，39年行程80多万里，相当于绕地球10圈，巡诊近百万人次；
义务帮助19家偏远贫困农牧区医院改善医疗条件，培养120名技术骨干，帮助580多位患者脱离了贫困……
庄仕华，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一个平均每天做20多台手术的将军院长，一位扎根边疆倾情奉献39年的共产党员。他把治病救人的职业当作为民造福的崇高事业，把救死扶伤的手术台当作传承雷锋精神的大舞台，用满腔的赤子情怀，守护着各族群众的健康幸福，架起了党同边疆各族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近日，记者走近庄仕华，去感受他的仁心妙手、大爱无疆。
作为军医，阵地就是手术台——“多做一台手术，就能多为一个患者解除痛苦，这是最想干、最幸福的事情”
2012年12月12日，武警新疆总队医院肝胆外科中心氛围异常紧张，病人家属焦虑地在楼道内走来走去。手术台上，肝胆外科专家紧盯着心跳显示屏。主刀的庄仕华却异常镇定。5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庄仕华和医护人员先后化解了呼吸骤停、心脏停跳等险情，手术成功时，庄仕华脚上的布鞋已被汗水打湿。
这是庄仕华带领团队创造12万例手术无一失败的纪录后，又一次直面医学上的挑战。
12万例手术无一失误、300多例疑难杂症手术全部成功、137个奖杯和功勋章，从一名普通卫生员成长为一名将军医生，在每个岗位上，庄仕华都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在庄仕华的手术记录中，上有102岁的老人，下有1岁多的孩童。每天，他就像上紧发条的钟摆，不知疲倦。他常说，多做一台手术，就能多为一个患者解除痛苦，这是他最想干的事情。
在他的心里，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2009年7月6日，庄仕华被授予武警专业技术少将警衔。授衔仪式一结束，庄仕华就直奔机场飞回乌鲁木齐。8个小时后，他出现在了医院手术室。那一夜，他为15名各族群众成功实施了手术。
担任院长后，不管院务工作多么繁重，庄仕华都坚持每天用3个多小时逐个查一次病房，用4至6个小时给病人做手术。在他的带领下，医院肝胆科从过去一间病房4张床位，发展到80间病房260张床位，成为新疆和武警部队肝胆外科中心，连续20年被评为先进科室，2次荣立集体二等功。
从结对帮困到爱的传递——39年来，没有收过病人一个红包，却收获了12608面锦旗
走进总队医院肝胆外科中心，满眼是鲜红的锦旗，从墙裙到屋顶，从楼梯口到楼层两端，全部盖得满满当当。医务处主任于晓萍告诉记者，截至春节前，中心已收到12608面锦旗。因为空间问题，我们所见的只有不到2000面。
这些，也是记者见过的最为丰富的锦旗：藏语的、蒙古语的、维吾尔语的、英汉双语的，记者读不出全部含义，却能体会到每一面旗帜饱含的深情——
一位老人出院后想给庄仕华做双鞋，庄仕华死活不让，也不告诉她自己的鞋码。老人最后只能故意在地上洒水，才留下了院长的鞋印；
一位病患在武警新疆总队医院离世，送走老人之后，老人的女儿偷偷躲在卫生间里哭——怕在外面哭被别人看到了，会被误以为是医院看病不好。
与庄仕华同事30年的军人病区主任冯晓芸记得，1984年刚当外科医生时，工资才40多元，那时庄仕华就时不时为贫困患者垫付挂号费、住院费。“换作是我，一次两次可以，长期坚持可能做不到，但庄院长一做就是几十年，”冯晓芸说。
庄仕华
治好一个病人，就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和谐安康，为此担再大的风险，吃再多的苦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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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病人捐款捐物，到万里巡诊；从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特殊病人，到前往处突一线诊治受伤群众。39年来，庄仕华没有收过病人一个红包，而付出却不计其数：为了救助贫困患者，他悄悄垫付手术费，或带头捐款，他和同事累计捐助了80多万元；为了给塔吉克族群众送医送药，他在帕米尔高原被暴风雪围困四天三夜；为了给农牧民看病，他在果子沟险些被泥石流吞噬生命……
庄仕华说：“我出生在四川的贫穷山区，从上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全是政府减免，书本费、生活费是3位老师资助的。入伍后，又是部队送我上了大学。要知恩、感恩、报恩！”
以爱传递爱，爱的影响最深远。30多年来，庄仕华先后帮助560名贫困患者过上幸福生活。接受过庄仕华帮助的人，都被他深深感动。
2009年7月7日，乌鲁木齐市萨尔达坂乡大泉村100多名村民受人蒙骗，企图上街闹事。紧急关头，庄仕华常年帮助的帕塔木汗老人，用维语写下“严厉声讨犯罪分子的暴力行为，坚决听党话、跟党走”的倡议书，带着家人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劝说村民不要非法集会，及时化解了矛盾。
从“庄一刀”到百姓信赖的“爱心团队”——留下不走的“雷锋服务站”，才能为各族群众带来健康的曙光
几年前的一天，一名少数民族患者来到医院，指名道姓要找“庄一刀”，其他医生免谈。当时庄仕华出差在外，等他返回时，患者已等了5天。
那晚，庄仕华辗转难眠。病人所以冲“庄一刀”来，是高度信任。然而“庄一刀”毕竟是“一把刀”，如果把肝胆外科医生全变成“庄一刀”，病人就不用等待了；如果把医院变成“爱心团队”，就能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在庄仕华的带领下，医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培养出刘中齐、茹荷燕、陆海琴等6名独当一面的肝胆外科医生，医院从过去14个科室、300张床位，发展到35个科室、760张床位，先后创新和引进永久性起搏器安装、脏器移植等百余项新技术。
庄仕华
病人只要有1％治愈的希望，我们就要尽100％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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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开始，庄仕华在院内全面推行“亲情服务”。每间病房安装有电视、电话，配备热水器和微波炉；病人的大小便监测标本，均有护士送检；对重病患者，护士每天都要打热水替他们洗脚，医院把爱心服务的工作延伸到每一个细节。
新疆地广人稀，不少农牧民居住在偏远的乡村。庄仕华每年都要抽出一两个月时间，带着医疗小分队穿戈壁、进大漠、上高原，为偏远乡镇的农牧民送医送药。巡诊路上，庄仕华看到不少民族群众因病致穷，因穷致命。他深知，只有留下不走的“雷锋服务站”，才能为各族群众带来健康的曙光。
沙湾县医院医疗技术条件落后，农牧民治疗胆结石病要走几百公里路。庄仕华得知这一情况，一年4次到沙湾县医院现场传授技术，培养了3名腹腔镜专科医生，10余名医护人员。如今，沙湾县医院平均每年能治愈600多名胆结石患者。
“带出一个好医生，就等于建设一所好医院，比自己做一万台手术都管用。”庄仕华说，“我的技术，是数万患者生命相托练就的。我希望把它传给更多的人，希望它能回报更多的患者。”
我是一名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维吾尔族记者，我曾多次采访过庄仕华。作为一名架起民族团结友谊之桥、传承民族大团结的白衣使者，先后14次被自治区表彰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他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而真正了解他，是在首届“感动新疆十大人物”的评选和随自治区新闻采访团对他的专题采访期间。
2006年初，新疆组织首届“感动新疆十大人物”的评选活动，我们报社开辟了投票专栏。一天上午，一位七十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拿着《新疆日报》并拎着一个大塑料袋，急匆匆找到我们报社，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些皱巴巴的纸片，气喘吁吁地递到组委会工作人员面前说：“庄院长是我家的大恩人，我要投票，替一家三口为他投票。”原来，老大娘名叫帕塔木汗，是乌鲁木齐县萨尔达板乡大泉村牧民。1996年3月，她的丈夫吾拉孜放牧时不小心跌入20多米深的废井，颅骨、颈椎、脊椎、大腿等10余处骨折，经过几家医院的简单处理，吾拉孜被送到武警医院。庄仕华等医护人员经过6天6夜抢救，把吾拉孜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并给他家送去了米面和药品。然而，不幸和苦难就像影子一样跟随这一家人，第二年，帕塔木汗患上了结石病，女儿古丽也被查出乳房包块。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帕塔木汗实在撑不住了。就在帕塔木汗给女儿写了遗书准备寻求解脱时，黑暗的屋子里射进一丝亮光，庄仕华带着医护人员巡诊来了，很快把她和女儿接到医院做了手术。不仅这样，庄仕华还一再向她们家伸出援助之手，每逢节假日，只要有时间都去看望他们一家。吾拉孜大小便失禁，每天要洗好多尿布，庄仕华送来一台“雪花”牌洗衣机，帕塔木汗把这件事随手记在药盒子上；为了让他们喝上新鲜的牛奶，庄仕华买了一头小母牛给她家饲养，她又把这件事记在小纸片上。从此，帕塔木汗全家对节假日有了一份特别的期待。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这条崎岖不平的山路庄仕华走了20个春秋，民族团结的故事也装满了几个塑料袋。如今吾拉孜恢复了健康，奶牛已生下11头小牛娃，他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帕塔木汗逢人就说：“我们家有3个民族，我是维吾尔族，我的丈夫是哈萨克族，我们的儿子庄仕华是汉族。”
我们新疆地域辽阔，生活着47个少数民族，民族问题一直是新疆社会的敏感问题，也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庄仕华视维护民族团结为政治责任，通过为各族同胞解除痛苦、治病救人这种特殊作用，把党的温暖送到边疆各族人民心中。“把病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把病人的生命当成自己的生命。”这是庄仕华执刀行医的准则。正是凭着这种对各族患者极端负责的精神，他创造了12万例胆囊手术无一失败的医学记录。无论是普通医生，还是现在的将军院长，他都坚持每天逐个查一次病房，平均每天做近30例手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族群众广泛赞誉。
多年来，庄仕华把为各族人民治病送药，看成是融洽民族感情的纽带。他每年都要抽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带着医疗小分队翻天山大坂、穿戈壁大漠，累计行程40万公里，足迹踏遍40多个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乡镇，与21个贫困地区医疗点建立了帮扶点，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党的医生，就是吃尽千辛万苦，历尽千难万险，也要把健康送到千家万户，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少数民族的心坎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有他为锡伯族牧民治病的足迹；帕米尔雪域高原，传颂着他用手术刀绘就的爱民佳话。蒙古族患者明杰手术后解不出大便。明杰见到医生，不好意思地把被角裹得紧紧的。庄仕华戴上无菌手套，用手给明杰一点一点往外抠粪便。明杰这个七尺男儿，也不顾一旁的病友和医护人员，“呜呜”地大哭起来。他动情地说：“部队的医生就是好，庄院长真是个大善人啊！”
在边疆农牧民地区，还有少数群众看不起病，长年累月受着病痛的折磨。庄仕华千方百计地把党的温暖送到各族人民心中。为了方便各族患者就医，他安排汉族和少数民族护士担任导医，每个科室的门牌都标有汉语、维吾尔语、英语等3种语言，要求各科室做到“无假日门诊、无假日检查、无假日手术”，做到早诊断、早治疗；为了让各族患者感到舒心温暖，他积极倡导亲情式服务，在全院开展了“病人入院有迎声、病人合作有谢声、病人出院有送声”服务活动，还专门设立了清真餐厅。庄仕华对各族同胞的感情像雪莲一样圣洁，像火焰一样炽热。
11年前，维吾尔族患者古丽丹已到了胆囊癌晚期，先后三次住院，庄仕华像对待父母一样为她精心治疗、照顾。老人信仰伊斯兰教，庄仕华安排单独房间让她做“礼拜”；老人回家休养期间，庄仕华五次带着医护人员去看望治疗。老人弥留之际对儿子们说：“‘兵巴郎①’庄院长的心是和我们长在一起的，一定要请阿訇允许他参加阿娜（妈妈）的葬礼。”原来，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非穆斯林人士不能参加葬礼。庄仕华是一名汉族军医，不但走进清真寺参加葬礼，还庄重地捧起第一把黄土撒向墓穴。他为何能享有如此尊贵的礼仪？作为一名少数民族记者，我明白了，这个凝结着民族感情的尊贵礼仪不只是送给他一个人，是送给千千万万为民族团结殚精竭虑的党员干部，送给为维护民族团结牺牲奉献的人民军队，送给带领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由于历史原因，新疆偏远贫穷地区农牧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还存在。庄仕华积极响应富边兴民号召，把治病同治困结合起来，不仅尽力为患者治病，还想方设法为患者治“穷根”，力所能及地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庄仕华刚当兵时，部队驻地附近有个牧民叫达汗，生活特别贫困，庄仕华看在眼里，挂在心上，一有空就往达汗家里跑，帮着放牧、干活，还用自己每月几元钱的津贴为他们家买一些日用品。庄仕华上军校临走时对达汗说：“只要你有困难，我会一辈子帮你们的。”达汗当时认为这是一句客气话，但庄仕华这一帮就持续了39年。2007年，达汗患胆结石，是庄仕华出钱为他做的手术。2001年，当庄仕华得知达汗的女儿因贫困而面临辍学时，便主动承担了达汗女儿的学习费用，还时常为她买学习用具、新衣服，打电话询问她的学习情况，鼓励她、教导她。在庄仕华的资助下，达汗的女儿已于2011年大学毕业，当上了人民教师。从军40多载，庄仕华帮助过的困难家庭有580多户、贫困学生有39人，长期资助的特困家庭有64户。每次医院组织的医疗队到牧区巡诊，不少少数民族同胞会自发地打出：“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人民军队好、中国共产党好”的横幅；维吾尔族老人会迎上去抱住庄仕华，用民族的最高礼节吻个不停。在边疆各族人民心中，他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更是民族团结的形象大使！
新疆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地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庄仕华在边疆工作了近40年，切身感受到民族问题无小事，他把化解民族矛盾、维护边疆和谐稳定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2010年3月下旬，乌鲁木齐西山发生公交车与火车相撞重大事故，受伤的大多数是维吾尔族小学生，总队医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41名伤员接到医院救治。次日，100多名患者的家属聚集在医院，情绪十分激动，有人怀疑这起事故的性质。这时，一名维吾尔老者当众指出：“这里是武警总队医院，庄仕华是院长，他是全心全意为各族群众服务的，我们要相信政府，谁也不能在这里闹事。”在接受过庄仕华帮助、教育的群众中，很多人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和谐的积极分子。庄仕华以仁心大爱不断密切了党群关系，真正做到了“团结一个人带动一大批，帮扶一个点稳定一个村”。近年来，庄仕华通过送医送药、防病治病，先后化解了70多起民族分歧和民族矛盾。他用一腔热血和满腔赤诚，谱写了一曲维护边疆稳定、构建和谐边疆的赞歌，不愧是一个为民解难、替党分忧的好军医！
2009年2月18日，结石病情突然加重的哈萨克族退休女教师库玛丽杜里拉，慕名找到庄仕华。庄仕华仅用几分钟就成功解除了折磨她多年的病痛。更让她感动的是，庄仕华经常到病房照顾她，当得知她爱吃鸡蛋面后，还亲自到餐厅为她煮面条。出院后，库玛丽杜里拉和女儿用了整整20天时间绣制了一面特殊的锦旗，并不顾大雪封山，辗转三天送给庄仕华。库玛丽杜里拉说：“锦旗上黄颜色的字代表哈萨克族和汉族都是黄颜色的中国人，绿颜色代表哈萨克人住的松树林子，红色代表五星红旗，整幅锦旗表示在五星红旗的领导下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各民族人民一起过上好日子。”
有一次我很纳闷，本来不是庄院长主刀的一台手术，他却要坚持自己做。更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竟然从常规位置相反的方向打孔，大家全都愣住了。就在我们想要提醒他时，大家从显示屏上看到，病人的整个脏器位置完全与常人相反。原来，病人在外院带来的B超单只提示了胆囊结石，细心的庄院长在查看报告单时，发现病人的胆管方向异常，立即通过B超再次确定了病人的脏器位置。手术结束后，庄院长召集全科人员边看手术录像边讲解，告诫大家，这种特殊的病例，虽然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概率，但一定要做万无一失的准备。医生任何时候都要把每一例手术，当成第一次来做。
我8年前跟庄院长学习腹腔镜技术，他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我。用他的话讲，培养一名好医生，等于建成一所好医院，就能够为更多的患者及时解除病痛，为他们减轻就医负担。学成回到医院后，为确保首例手术成功，我们又邀请他来坐镇指导，他都欣然答应。他晚上坐6个小时的火车来，第二天一早到，顾不上休息就指导我们做手术。手术后又谢绝我们的盛情接待，匆匆赶回乌鲁木齐。这样的事情已有过4次了。不论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一名院长，他的人品、医术以及医德，都对我影响很大，为我树立了榜样。
电影《军医》根据庄仕华的真实事迹改编，新疆电视台、北京蒙太奇环球影业有限公司、华娱百纳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联合出品。
图书《当代雷锋庄仕华》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武警部队政治部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您是时代楷模，不仅是独龙族带头人，也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有你们带动，独龙江乡今后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独龙族，云南贡山人。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8月起，先后在怒江师范学校、贡山县独龙江乡巴坡完小工作。1984年3月起，先后任贡山县独龙江区（乡）副区长、党委副书记、乡长。1990年6月，任贡山县人大常委会法纪科科长。1993年8月，任贡山县副县长。1998年8月，任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01年8月，任贡山县委副书记、县长。2006年2月，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4年5月退休。
独龙江是一个让人流泪的地方：美到让人流泪，苦到让人流泪，让人爱到流泪。
她是祖国西南边陲上的“秘境”；独龙族同胞世居这里，长期以来“可吃的东西不多，吃人的东西挺多”；在这片净土上，多少人呕心沥血，多少人洒下热泪！
12月初，奔波劳顿来到独龙江，记者心里有一丝疑惑：眼前的路、房，到处都是新的，那个落后、封闭的独龙江呢？
先后五赴独龙江的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曾咏叹：如果以前有人问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会说是让人流泪的地方；今天你再问我，我答是“人间天堂”独龙江！
提起独龙江，绕不开一个人——高德荣，大家习惯叫他“老县长”。
一边是高耸入云的山体，一边是悬崖深不见底，车子在坑洼积水的独龙江公路上颠簸，记者腿肚子发软，心也揪紧——独龙江之行，步步惊心。
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江人翻越高黎贡山走到贡山县，来回要半个月。新中国成立后修通“人马驿道”，一个来回要六七天。1999年独龙江简易公路贯通，除去大雪封山，七八个小时可到县城。而正在收尾的新隧道通车后，三个小时可到县城。
今年元旦前夕，老县长和几位基层领导喜不自禁，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报告独龙江隧道即将贯通的好消息。“获悉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十分高兴，谨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贺”，总书记的回信，让独龙江沸腾了。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授予高德荣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节选）
要把开展向高德荣同志学习活动，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与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改进工作作风，争当高德荣式的好党员、好干部，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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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0日，新隧道终于打通。老县长带着群众早早来了，他们采了杜鹃花，把独龙人民的“英雄花”别到施工人员胸口。
独龙江“开山”时，每年都要推雪通路，短则两个多月，有时要从3、4月推到7、8月。老县长每年都会来，“他在意他那个民族，想早一点通路”。
2007年5月，老县长又来了，他自封“队长”，还取名“雪山飞狐推雪队”。他和交通局的职工一起睡工棚、吃干粮，“盖三床被子还嫌冷”。积雪厚达四五米，推起来得凭感觉。一次快收工时发生雪崩，一下子把驾驶员和老县长埋了进去。
“要不是急退了三四米，恐怕扒不出来了”，当年一起被埋的驾驶员褚丽光说。
任县长期间，高德荣就制定了“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道路方案，打破贡山“口袋底”。他拿着地图，用红笔标出需要建设的“路”，翻山越岭去考察，住牛棚、宿江边，四处汇报、争取。
这些“图上的路”，渐次“落地”了。如今在独龙江乡采访，一天就能跑完全乡。
老县长“躲记者”出了名，他尤其不愿多谈自己。但和他聊聊草果，他就兴奋起来，介绍这个村种了多少，那片山有多少亩，末了还说：“这是独龙人民的‘绿色银行’。”
草果看起来像草，能长两三米高，活二三十年。红灿灿的果实结在根部，是上好香料。老县长挑三拣四，选中草果：一则气候湿润适合草果生长，森林是“天然凉棚”，不用砍树；二则草果是“懒庄稼”，群众易接受；三则作为调味香料，烘干后耐储存，市场风险小。
高德荣
独龙族再不能出文盲和穷人了。独龙族必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要具备和外界交流的能力，不然即使脱了贫，迟早还会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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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独龙江乡种植草果4万多亩，人均近10亩。今年全乡草果收获近300吨，按每公斤六七元算，就是200多万！
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独龙族群众还靠救济粮，靠狩猎、打鱼、挖野菜果腹充饥；2010年前，大部分群众住的还是茅草房、木头房，人均纯收入不到900元。
种草果是门技术，播种、分株、除草、培土、排灌都有学问。老县长建起草果基地，分批手把手地培训村民。培训虽然免费，还是有人不愿来。老县长就自掏腰包，发工资请他们来管理草果基地——等草果苗长好了，再白送给他们。
马库村有放羊的传统，种下的草果被山羊啃个精光，有群众一气之下拔下来丢进火塘。老县长挨家挨户做工作，在村里待了一个星期，大伙儿才安心。
现如今，老县长又领着乡亲们种起了重楼。“独龙江雨多，草果开花时碰到下雨会减产”，老县长分析：“重楼不怕雨，大森林里长出的重楼最好了！”
“谁说的？”老县长反问：“草果、重楼够奔小康了，计划一大堆，不如办一件实事。”
老县长说：“没文化素质，独龙族还会返贫；独龙江不能再生产文盲和穷人了！”
他任县长时，全县财政收入一两千万，却用二三十万建了所完小。
在独龙江乡办九年一贯制教育，曾经是高德荣的一个“心结”——有件事刺痛了他。
独龙江公路绵延于森林密布的高黎贡山上，独龙族初中生以上的学子，都要翻山求学。一次贡山一中放寒假，独龙江公路勉强可以通行，80多个独龙族学生冒着封山的危险，徒步回家。
高德荣
一个民族要发展，没有文化不行。我受党的培养，读了书、明了理，独龙江需要我，所以我就要求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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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县长闻听此事，让乡政府赶紧组织找学生。他也赶回乡里，几天才把学生找齐。
1997年7月1日，经高德荣等人多方奔走呼吁，群众盼望已久的独龙江公路开工了。贡山县原政协主席赵学煌任建设指挥长。高德荣建议：最后5公里，由独龙族群众组建一个工程队施工。赵学煌不敢答应。高德荣劝他：“正因为独龙族落后，才更需要学习经验技术，以后独龙江修公路，不靠他们靠谁？”
群众施工队组建起来了，赵学煌担心的事也发生了——有的民工没干几天就跑回家去。高德荣挨家挨户把群众找回来，白天和他们一起修路，晚上和他们一起住工棚。天还不亮，他就为大家生火煮饭。就这样，独龙江公路的最后5公里按质按时完成——后来修乡村公路，这批施工队员果然成了骨干。
“老县长，手机响，那是百姓有事讲；老县长，背竹筐，农用家具往里装；老县长，坐火塘，促膝交谈拉家常……”
这首快板书，说的就是高德荣。当年从州人大副主任位置上回独龙江乡时，老县长说：“我的同胞还在受穷，我却在外面享福，这个脸我丢不起！”如今8年过去了，有人评价他：“不是‘和群众打成一片’，而是‘长’在群众中。”
女儿高迎春回忆，父亲早出晚归，小时候很少见他。妈妈是卫生院医生，碰上妈妈出门，就得照看弟弟，自己六七岁就会管家了。
高德荣
自己的私事再大也是小事，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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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毕业后考公务员，三年才考上——彼时他正是一县之长；女儿单位集资房10万多元，从银行借了10万元，10年才还完——但他不要组织上安排的房产，补贴也不拿；女婿怒文军本是乡村教师，自己努力考进了县档案局——他是半年多后才知道的；儿子、女儿的婚礼，没请一个父亲的同事朋友——女儿结婚时他的司机都不知道。
高德荣搬进独龙江乡后，老伴也随他到乡里安了家。“如果没有马姨，老县长早不行了”，跟高德荣开车15年的肖建生说。
2010年，云南省启动独龙江整乡帮扶，老县长忙得更欢实了。马阿姨6点多就起床，给老县长做好饭，好让他“饱饱暖暖出门”。晚上老县长回来赶不上吃饭，火塘边的瓦罐里，一定备好了“牛奶煮荷包蛋”。
高迎春想了想，说：“生孩子后，感觉不一样了，他很喜欢外孙。”她给记者讲了一个事。一天晚上，在草果培训基地学习的30多名独龙族乡亲就要“毕业”回家了，父亲杀了鸡，拿出自酿的酒，乡亲们围坐在他身边。
大家喝高兴了，唱起了独龙民歌，跳起了独龙舞蹈。父亲跟着唱起了他作词的歌：“美丽的独龙江哟，我可爱的家乡，处处鲜花开放，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美丽的独龙江哟，我可爱的家乡，插上了高飞的翅膀，靠的是伟大的共产党。”
（《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2日，徐元锋、杨文明）
“阿摆”在我们独龙话里是“父亲”的意思，高德荣老县长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却胜似父亲。
我叫普光荣，是独龙江乡孔当村村委会主任。我们独龙人有一句谚语：让人记住不一定是好人，让人记住又让人一辈子感恩，才是真正的好人。老县长就是这样的好人。很多独龙人根本不知道老县长官有多大，只知道他是一位可亲的亲人和可敬的老人，一直与我们心连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们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们。
我出生在独龙江乡的普卡旺小组，父亲去世得早，照顾家庭的重担重重地压在我的肩上。2001年，18岁的我应征入伍，到遥远的内蒙古当了一名空军雷达兵。家里留下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年近百岁的奶奶，让我非常牵挂。我刚到部队，人生地不熟，经常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哭，好几次产生了偷偷跑回家的想法。有一天，我盼来了妈妈的信，信中说：“家里一切都很好，你走后，高县长来了两次，给了600块钱，给我和奶奶带了很多生活用品和食品，还交待乡政府和村委会要照顾好我们，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在部队好好干，不能对不起高县长啊！”老县长无私的关爱和妈妈的谆谆嘱咐，让我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我在部队安安心心服役了8年，多次立功受奖。8年中，老县长先后看望我的家人100多次。我每一次回家探亲，他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迎接我，我虽然没有了父亲，但是我打心眼儿里感觉到，老县长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009年，我从部队退役回到独龙江。第一天见到老县长，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啊。现在独龙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产业，我带着大家种草果、养蜜蜂，这就是独龙人的绿色银行。”后来我才知道，独龙江乡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十分适宜草果生长，早在2007年，老县长就开始探索种植草果，率先示范种植，把种植草果确定为独龙江发展产业的主打项目。
我虽然在部队工作多年，种草果、养蜜蜂却是门外汉。老县长发现我的担忧，拍着我的肩膀说：“没关系，到我的‘秘密基地’住上几天，包你什么都能学会。”
老县长是个有远见、有智慧的人，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他所说的“秘密基地”其实是独龙江边的一排茅草房，是老县长亲自带着乡亲们和工作人员砍竹子、编竹墙、盖屋顶、挖火塘，一手一脚建起来的。屋里有一张“巨型”的直通铺，可住下60多人。屋子外面的院子里，养着猪和鸡，山坡上的树荫下就是试验田，除了草果、重楼、石斛、野花椒等经济作物外，还有大树杜鹃、桫椤、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共50多个品种。
老县长经常自掏腰包宰猪、杀鸡，召唤群众来“秘密基地”培训。白天，老县长手把手地教我们种草果、做蜂箱。他告诉我们，原始森林就是巨大的天然凉棚，把草果套种在树荫下，既不会破坏原始森林，还特别符合草果的生长条件。养蜜蜂其实就是做好蜂箱，引来野蜂筑巢酿蜜。刚开始大家没有经验，用斧头砍、用凿子凿，效率很低，一人一天只能做一个蜂箱。老县长反复琢磨如何提高效率，总结出使用油锯制作蜂箱的办法，这样一来，熟练的人一天就能做十个，学徒一天也能做五个。
到了晚上，大家留宿在这里，老县长亲自为大家烧水、做饭，基地变成了一个饭菜飘香、欢声笑语的家。吃过饭，老县长和我们围坐在火塘边，滔滔不绝地讲故事、讲发展、讲环保。他指着火塘说：“我烧的这些柴禾都是从独龙江边捡来的，不是从山上砍来的，我们要少砍树、不砍树。”他叮嘱大家：“我们民族要形成一种好传统：不炸鱼、不毒鱼、不电鱼、不猎杀野生动物，把好山好水保护好。”他还津津乐道：“我们现在慢慢发展起来了，精神也要提起来，光是青山绿水和漂亮的房子不行，人也要漂亮才行……”我听了很多，想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
第二天，吃过早饭，老县长就带我们到独龙江对岸的草果地和重楼苗圃开始实地培训。越过独龙江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道横跨在江上的溜索，这道临时搭建的溜索又细又陡，看上去很危险。老县长绑好溜帮，带头溜了过去。看着年近60岁的老县长在滚滚江水上空晃来晃去，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真想大喊一声：“阿摆！”
后来，我被选为独龙江乡孔当村村委会主任，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像老县长学习，把全部身心献给独龙江的发展事业。每当我遇到困难、疲惫不堪的时候，总会想起老县长反复说过的“有人辛苦才有人幸福”这句话，以此来激励我、鞭策我。老县长带着我们多辛苦一些，人民群众的幸福就多一些。
在老县长带领下，独龙江乡种植草果4万多亩，人均种植近十亩，仅草果一项，全乡农民收入200多万元；养殖蜜蜂达1.3万多箱，收入500多万元，这两项就让独龙族群众每人每年增加收入1700多元，占到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老县长还通过招商引资，建起了一个烘干厂，草果就地烘干，群众收益更有了保障。
如今走进独龙江，眼前一亮的是国家免费建盖的一幢幢崭新的农家小院和通向独龙族各村寨的宽敞平整的柏油路；独龙族群众享受到了互联网、移动电话、数字电视等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
这一切，都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在其他兄弟民族的帮扶下，老县长几十年如一日，风风雨雨带领独龙儿女艰苦奋斗而结出的丰硕成果。
去年4月10日，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打通，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为隧道打通而兴奋，但是，又为家里发生的事情而焦虑。那天上午，我5岁的女儿普艳芳在电炉前取暖，一不小心，她的裙子碰到了通红的电炉丝，瞬间，整条裙子从脚烧到胸口，造成大面积烧伤，生命危在旦夕。我和家人火速将女儿送到乡卫生院抢救，但受医疗条件限制，只进行了简单的伤口处理。要进一步治疗，必须马上送往大医院。然而，这时候大雪依然封山，进不来、出不去，我一时没有了主意。
就在我一筹莫展时，正在公路隧道打通现场的老县长知道了我女儿受伤的情况，立即与施工单位负责人协商，让他们对路面进行平整，立即把我女儿送出山外。车辆从坑坑洼洼的隧道中艰难而过，老县长亲自联系了县医院的救护车，在隧道的另一头等待接应。从独龙江到县医院，只用了3个小时。由于抢救及时，我女儿脱离了生命危险。后来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开辟出一条空中绿色通道，辗转到北京武警总医院进行救治。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我女儿现在已经康复出院。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打通独龙江公路隧道可能只是空想；如果不是独龙江公路隧道及时贯通，我女儿恐怕就救不活了；如果不是老县长，独龙江公路也不能修得这么快！老县长，您真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您不仅像父亲一样拉扯着我、关怀着我，还给了我女儿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请允许我说一声：“谢谢您，老县长，您就是我的阿摆。”
1997年7月1日，经过高德荣等人多方奔走呼吁，独龙人民盼望已久的独龙江至贡山县城的公路终于开工了。他建议公路进入独龙江的最后5公里由独龙族群众组成的工程队来完成。因为独龙族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指挥部担心独龙族施工队不能完成任务，表示不同意。高德荣恳切地说：“正是因为我们独龙族落后，才更需要学习修路的技术，独龙江公路修通了，以后还要修乡村公路，不靠独龙族群众靠谁？”
修公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且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有的独龙族民工没干几天就扔下工具回家了。高德荣挨家挨户把民工找回来，白天和民工一起抬石头，晚上一起住工棚。每天天不亮，他第一个起床烧火煮饭，边吃饭边教育独龙族民工要努力工作、学好技术。独龙江公路最后5公里，就是在高德荣这个“编外施工队长”的督促下按时保质完成的。
有一年秋天，父亲说带我和弟弟走亲戚，可到了双拉娃村才恍然明白，原来父亲说的亲戚是他常年帮扶的村民王丽萍一家。王丽萍身体有残疾，丈夫是外来的上门姑爷。几年前，夫妻住在一个小窝棚里，吃没得吃，穿没得穿，日子过得很艰难。当年父亲把洋芋种送到王丽萍家，并且之后每次到双拉娃村，总要去他们家看看，送些钱或者生活必需品，到他们家的庄稼地、猪圈、羊圈里看看情况。王丽萍家的茅草屋，现在变成了宽敞的木板房，两个孩子也都读上了书，去年还买了一辆摩托车。跟着父亲“走亲戚”，我算是真正明白了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是我最大的快乐。”
第一次采访和老县长在独龙江乡待了十天，也跟着他把独龙江跑了个遍。在我们准备出山的时候，半路上却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滚石，路基被摧毁了。老县长送我们到滑坡地方，嘱咐我们过滑坡体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一直往前跑。我问老县长，你不出去吗？老县长说，他还要留下来尽快把公路修通，要不然家里的人出不去。我恍惚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家里人就是独龙江乡的老百姓。当我手脚并用爬过危险的滑坡体之后，回过头看，我们和老县长已经相距百米之外了。老县长为了独龙族的发展，回到贫穷简陋的乡下，他不是不能走出来，而是不想走出来，他选择了坚守。
图书《时代楷模高德荣》赵金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出版。
图书《高德荣：一个独龙族老县长的追梦故事》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云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
邹碧华同志是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他崇法尚德，践行党的宗旨、捍卫公平正义，特别是在司法改革中，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政法干部要以邹碧华同志为榜样，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征程中，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治精神，忠诚敬业、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乐于奉献，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江西奉新人。199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研究室主任助理、副主任，民一庭副庭长，民二庭庭长。2008年7月，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院长。2012年11月，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2月10日，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在历史给予的重大改革机遇面前，邹碧华凭借前瞻性的改革视野、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全国司法改革的先行者，为上海乃至全国法院的司法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追求改革理想，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将改革“一点一点向前拱”，用自己47年充分燃烧的一生，写下了改革者的执着和信仰。
2014年12月10日下午2点40许，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接到电话，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上午，邹碧华还在市政法委参加司法改革会议，按计划，下午他还要去参加在徐汇法院召开的司法改革座谈会。
此刻，上海高院政治部主任郭伟清也调转车头，向医院疾驰。奔进抢救室，郭伟清看到碧华的一只手垂了下来，便下意识地去扶他的手，那只手冰冷冰冷的。
一旁，崔亚东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邹碧华，上海高院副院长、司改办主任，法院司法改革最得力的干将，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司法改革的征途中。
去年6月，上海被中央确定为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地区之一。此前，邹碧华参与研究制定了最高法“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司法公开平台建设改革试点”等方案。这一次，推进司法改革的重担再次落在邹碧华肩头。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追授邹碧华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节选）
中央组织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政法干部向邹碧华同志学习。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做到心中有党，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他践行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公正无私，努力解决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学习他敢于 担当、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责，敢啃硬骨头，乐于作奉献，认真履行对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学习他清正廉洁、崇法尚德的 道德情操，始终做到心中有戒，守纪律讲规矩，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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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碧华参与主持起草了《上海法院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先后召开了15次座谈会，历经34稿。
去世前几天，邹碧华还和郭伟清谈起改革方案，“他说，你们那个员额制方案还要再调整。”
法官员额制是此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法官比例压缩至33%，意味着有一批现任法官进不了法官序列。怎么改？邹碧华力主避免两个“一刀切”——不按资历、行政级别“一刀切”，要科学考核，给年轻人留有机会；高院、中院、基层法院的法官比例不能“一刀切”，要给一线法官更多机会；要让真正有能力、有水平、能办案的法官进入到员额中来。
有同事劝邹碧华“悠着点，少得罪人”。他说：“改革怎么可能不触及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争议？该担当时必须担当。”
邹碧华带领司改办团队，调研全市法官分布情况、人力资源实际投入，独创了一套“案件权重系数”，分析全市法官办案质效，并请来调查公司进行专业分析，寻求最佳方案。最终，员额制改革避免了“一刀切”。
“邹碧华是将改革作为事业在做，而不是作为一件事情来做。”郭伟清感慨，“做一件事，就要考虑是不是能摆得平。做事业，就是一个标准，怎样有利法治进步，就怎样设计推进。”
“碧华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和方案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最高法司改办主任贺小荣说，“它们都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不是理念的堆砌，是用事实说话。”
多年前，邹碧华在长宁法院任院长时，就是通过调查研究，用数据和事实，一点一点往前推进自己的改革设想。
2008年6月25日，邹碧华到长宁法院赴任。还没进自己办公室，就直接到会议室，讨论信访案件的化解。
邹碧华到信访办调取了500多封群众来信、100件执行案件卷宗，逐一分析问题原因。一有空就去立案大厅看法官接待，去法庭旁听法官审案子。这样过了几个月，邹碧华了解了基层法院情况，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执行投诉多、管理薄弱，他就改革了执行流程，改变以往“一人一案管到底”的传统运行模式，将执行分成接待、查控、研判、强制4个环节，每个环节相互牵制、监督，提高执行绩效，执行投诉率下降了76％。
有当事人投诉曾经33个电话找不到法官，他就建起法院“小总机”，安排专人接听，以防法官因开庭等接不到当事人电话，也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服务。这一“小总机”模式成了如今在全国法院推广的12368热线电话的雏形。
长宁法院大楼改建，需要设立临时立案大厅。“邹院长看了设计方案，没有说不好，只是要求我们，首先调查来立案的人员数据，再和现有方案对照，看是不是符合现实需求。”长宁法院办公室主任曾俊怡回忆。
调查下来，原来的设计果然有差距，设计团队根据结果迅速调整了方案。“邹院长总说，有数据、重事实，就容易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就能更好地推进改革。”
人们称邹碧华是博士院长，北大博士毕业后，他曾作为上海法院系统首个外派法官，去美国联邦司法中心进修了一年。
“他读的书多，可我觉着他不书生，不教条。”长宁法院副院长胡国均说。在长宁法院时，每逢信访当事人生日，邹碧华都要给对方发条短信，打个电话。他认为，法院不仅要办好案子，还要做好延伸服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他熟悉西方法律，同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坚守中国方法。”贺小荣说，“让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为中国改革实际服务，这是邹碧华的智慧。”
早在2000年在美国进修时，邹碧华就专题研究了美国联邦法院内部职责分工及法官辅助人员配置方法，回国后，写下4万字考察报告。“没人让他写这些，他自己总结的。”时任上海高院院长滕一龙说，“他还研究了司法公开制度，回来后给年轻法官做讲座，引起了很大反响。”
多年后，邹碧华在上海高院主持制定了上海法院信息化建设三年规划，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用信息化力推司法公开。其中，有6项应用属于全国法院首创。
邹碧华深知中国实际，了解中国法官队伍现状，不照搬国外一套。“碧华总说，给予法官更多独立审判权是改革大方向，但要有监督。”贺小荣说，“比如，碧华在方案中设立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可以发挥资深法官的作用，为疑难案件提供咨询意见。”
改革怎么可能不触及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争议。对上，该争取时要争取，该顶住时要顶住；对下，必须要有担当，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些在一线辛苦办案的老实人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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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司法改革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头戏，这给处于司法改革前沿的邹碧华们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邹碧华凭借前瞻性的改革视野、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全国司法改革的先行者，为上海乃至全国法院的司法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崔亚东说。
“最让我感到难能可贵的是，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崔亚东说，“在工作分工、职务升迁上，每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说服从组织安排，以工作需要为重。”至今，崔亚东的手机上还保留着邹碧华发给他的一条短信：“我觉得司法改革和信息化是真正能够改变中国法院的两大领域。如果这两年能抓紧干出模样来，也算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人生。个人上不上台阶不重要。”
在历史给予的重大改革机遇面前，邹碧华追求改革理想，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将改革“一点一点向前拱”，用他47年充分燃烧的一生，写下了改革者的执着和信仰。
从去年12月10日至今，上海长宁法院助理审判员陈婷婷心里总是盘旋着3个问题。
这3个问题已经困扰陈婷婷好些年，“是他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他，是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去年12月10日，因突发心脏病，邹碧华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7岁。
邹碧华辞世后，网上网下哀思如潮。人们称赞他，“一个真正的法律人”“燃灯者邹碧华”。
“他那么优秀，我们总想他是不是天才，是不是出身、机遇很好。”陈婷婷说，“事实并非如此。他用一生证明了，只要你加倍努力，总会得到认可。”
“法官当如邹碧华”——这是自邹碧华去世后，网络上转载最多、引用最多的一句话。
1988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邹碧华和未婚妻唐海琳来到上海，开启了他26年的司法职业生涯。
“他非常勤奋，到了书店就买书，经常一摞一摞地买。看书奇快，记忆力惊人。”好友王利军说。到过邹碧华家的人都对他的书房叹为观止，几千本书密密麻麻地摆放在书架上，就连桌子底下也堆满了书，其中绝大多数是法律书。
1993年至1999年，邹碧华先后考取了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6年里获得了法学硕士、博士学位。
2000年，按照组织安排，邹碧华前往美国联邦司法中心担任研究员，对美国联邦法院内部机构设置及法官助理制度进行专题研究，期间还短期前往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去了一年，受到很大震撼，回来时运回了几大箱的复印资料。”妻子唐海琳说。
如饥似渴地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审判能力，邹碧华审判业务之强是出了名的。
2003年10月至2008年6月，他先后担任上海高院民一庭副庭长、民二庭庭长、审委会委员。5年中，他指导或参与审理了上海社保基金追索案、我国首例涉及英国皇家建筑协会JCT文本的建筑工程案、北方证券破产案、艾滋病群体诉讼案，以及涉及数千名当事人的“乐客多”超市群体诉讼案等一大批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在审理上海社保基金案件中，邹碧华提出“先予执行”的方案，破解了追索38亿元案款的难题，受到上海市委嘉奖。
他曾经参与合同法、公司法等重大司法解释的起草。主编或撰写了《公司法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研究》《中国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等十多部著作。2010年，邹碧华的专著《要件审判九步法》在法律界引起轰动，连续两年成为法律出版社畅销书。
邹碧华的微博和微信名叫“庭前独角兽”。独角兽是一种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忠奸的神兽，是中国传统法律与公正的象征。
专业才能公正，而邹碧华所追求的并不止于个案的公正，“一个案子的处理不仅要公平，还要让当事人能从中感受到司法的温暖，这是邹院长对公正的诠释。”长宁法院少年庭法官顾薛磊说。
法官不应该是冰冷的法律适用机器，而是一个充满人文品格的司法者，我们要学会运用心理学方法，让司法过程充满亲和力，这样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并推动法律信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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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小铭身患白血病，5岁的他被亲生父亲狠心抛弃。无钱为孙子看病，走投无路的爷爷李培亭和老伴来到长宁法院，要以小铭的名义起诉他的亲生父母。“当时，还没有未成年孩子告亲生父母的案例，所以迟迟没有立案。”顾薛磊说。
那时候，小铭已经病得很严重，只能保守治疗。得知情况后，时任长宁法院院长的邹碧华带着立案庭法官开了两天会，研究法条，最终决定立案。“法律的精神是保障孩子的权益，不要被僵硬的法条所束缚。”邹碧华说。
最终，法院判决小铭的父亲将名下房产划归小铭作医药费，小铭也坚强地活了下来。小铭的奶奶感动不已，她决定死后将遗体捐给医学院做研究，并签署了相关协议，作为对好人的报答。
邹碧华曾经说过，“当一个好法官光靠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专业知识如果不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滋养，就会干瘪无味。”
“他特别强调人性化服务理念。”长宁法院少年庭副庭长钱晓峰说，“法院干部能力培训，他请了虹桥宾馆的大堂经理来讲客户服务。这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事情。一杯清茶、一杯咖啡、一块毛巾，让当事人感觉到温暖，感受到尊重。”
在邹碧华看来，公平正义不仅仅体现在法庭之上，在更大范围内让人感受到公正，这是一个法官的价值所在。
邹碧华去世当晚，一位律师在微信圈上写下八个字：“良师益友，品行高洁”。
那一夜，网上网下，律师群体纷纷向邹碧华致敬，痛惜他英年早逝。有网友疑惑，“不知道碧华做了什么，让那么多律师怀念他？”一位律师在微博上这样回答：“因为他有一个真正法官的学养和操守。”
作为法官，邹碧华有着清醒的社会角色意识。“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表明一个国家法治的发达程度；而法院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这是邹碧华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的一句话。
因为这句话，邹碧华在法庭上努力营造法官、律师相互尊重、信赖的氛围；独创《法官尊重律师的十条意见》，呼吁建立法律共同体；倾力推出律师服务平台，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那是2010年，邹碧华听到一些律师抱怨部分法院的法官对律师很不尊重，很是感慨。”长宁法院监察室主任傅为高回忆。
在邹碧华看来，法官和律师之间在工作上要有距离，而平常应该是朋友，“不要以为律师都会来腐蚀你，心底纯净地看待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就能形成良性互动。”
邹碧华去世前1个月，正忙于推出他精心打造的律师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律师不仅可以申请网上立案、网上支付诉讼费，还可以根据自己代理不同案件的出庭时间，申请庭审排期。有了这一平台，全市律师可以在网上阅卷，每年减少60万个小时工作时间，节省10万次车辆往返。
2014年12月9日，邹碧华去世前一日，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试运行。当天中午11时45分，邹碧华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他生命中最后一条留言：“希望让律师执业环境越来越好。”
如今上海市1325家律师事务所的近17000名律师，都已成为这个服务平台的受益者。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条留言，成为许多律师心中的永恒记忆。
在上海长宁区法院新推出的信访管理系统中，青年法官张枫设立了一个秘密账号。
“这是给邹院长留的。”张枫说，“我希望，他在天堂里能看到凝结着他心血的信访系统升级了。”
让张枫忘不掉的邹院长，是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去年12月10日，因突发心脏病，邹碧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熟悉和不熟悉邹碧华的人用各种方式去纪念他，在张枫这一代年轻法官心里，“邹院长就是理想的现实版。”
妻子唐海琳和邹碧华是大学同学，“他爱画画，那时候，我的床头都贴着他画的画。”大学毕业时，邹碧华在唐海琳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你的生命就是我爱的雕塑。”
毕业时，邹碧华决定随唐海琳一起回上海发展。1988年7月，在投送了60多份简历后，邹碧华被上海高院录用。
“他读书特别快，对社会有很多思考，很忙碌，但也快乐、满足。”唐海琳说。
2006年，邹碧华当选为“上海十大杰出青年”。回家后，他忍不住向妻子“嘚瑟”了一下。“碰到开心的事，他就像孩子一样，摇头晃脑告诉你。”唐海琳说，“他多才多艺，又重情重义。”
人的一生，都有一个需要坚守的价值。理想的完满人格，应当是破除自我，将自己融入到人民中，融入到祖国的法治中。无我，党的事业不朽，如是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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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年底，邹碧华让何勇统计收发室一年工作量。一个月后的新春茶话会上，何勇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在恭贺新禧的同时，不要忘记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作人员。像何勇老师，他这一年发放报纸7万份，与法警交换文件3800份，收寄各类信件35600封……节约邮费760元。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何勇老师鼓掌！”在长宁法院收发室员工何勇眼里，“情义”二字意味着深深的尊重。邹碧华到长宁法院后的第二天，便前往每个庭室慰问。何勇没想到新领导会到不起眼的收发室来。“何老师！”邹碧华进门叫了一声，何勇的心头一热。
这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担任过连队指导员、经历过无数子弹从头顶擦过的老兵，在那一刻泪流满面！
“和邹院长在民二庭搭档3年，你总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激情。”现任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院长俞秋玮说，“我问他，怎么才能做好。他说，不要计较身边的不满，做好自己，保持心底纯净，每天就有积极心态，就能做好工作。”
上海高院司改办副主任张新记得，邹碧华有三句口头禅。
去年10月，张新陪邹碧华去甘肃兰州开司法改革座谈会。“早上6点从上海出发，到兰州12点。开会期间不停批阅我们送给他的材料。会务上安排可以住到第二天，当天晚上他就赶回上海，到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我爱人说，你那个领导好像不一样，这么连轴转怎么受得了。”
邹碧华的另一句口头禅是“现在人力成本很昂贵，你们先去忙吧。”
邹碧华是上海高院司改办主任，有许多会议要参加。“按常规，我应该陪着领导去参加会议，但他总是说，你们忙你们的，我自己去就行。”张新说。
司法改革的许多工作他都是亲力亲为。“我们有个介绍司法改革进展的百宝箱式的PPT，这几百页的PPT是他自己加班加点完成的。他总说，只要我能完成的，我尽量不麻烦你们。”张新说。
“他总能激发你内在的激情，找到自身价值。”张枫说。
上任长宁法院院长伊始，邹碧华就召集年轻法官开座谈会，讨论“职业生涯中的七年之痒”。
张枫第一个发言，“我心里很不以为然，什么职业规划，我们下属的规划不是你们领导来定的嘛。”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击中了我。他说，有时候不是机会没眷顾你，而是你自己迷失了方向。”
邹碧华一有机会就去旁听年轻法官开庭，和年轻人讨论案件，探讨工作方法，给他们创造机会。
有一次，民三庭顾鸣香开庭审理一起因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当事人在庭上激烈争吵起来。“当时我比较紧张，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休庭后，在庭下旁听的邹碧华和顾鸣香讨论起庭审，他提醒顾鸣香，可能案子的关键不在诉状本身。顾鸣香去实地探访，通过实验找到了漏水原因，调解结案。
邹碧华听说案子圆满解决，很高兴。他鼓励顾鸣香将办案经过写下来，收进他主编的《法庭上的心理学》。在他的激励下，包括顾鸣香在内，长宁法院40多名干警通过了心理学资格考试，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你能感觉到他对每个人的关注。”长宁法院法官张青说，“他有个习惯，下班以后走到楼下，如果办公楼还有几盏灯亮着，他就上去再到各个办公室看看。”
繁忙工作之余，给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生做职业规划是邹碧华每年的保留项目，因为讲座内容丰富又实用，每次都人气爆棚，甚至还有很多外校同学慕名而来。
2010年6月，邹碧华给夏关根等3名他的硕士毕业生发了一条长达500多字的短信，提出建议：“你们有的人进入的是权力领域，今后会有很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你们，你们一定要耐心听取他们反映的情况，但决不可把私利带入其中，否则会有违司法良心。”
博士生唐臻豪回忆，老师从来都不说场面话，他真的在关注你的成长，是在尽自己的努力，让世界再多一些人为法治进步而奋斗。
（《人民日报》2015年2月26日、2月27日、3月2日，徐隽、郝洪）
碧华离开我们有近三个月的时间了，这些日子里，我每天早上都醒得很早。醒来后，恍惚之间还要确认一下，想一想：“哦，是这样的。他走了……是真的走了。”但他的衣服还是挂在那里，我一直都没有去动……
事实让人难以接受，早上出门时还好好的，突然就走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我老是不由自主地在纠结：最后的时刻碧华在想什么，对我们想说什么，或者是还想干什么，希望我怎么样……因为最后再见到他时，我还依稀摸到他眼角的泪水……
我和碧华是1984年认识的，当时我们同一届考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是同班同学。碧华体育很好，是国家三级运动员，也比较调皮好动，偷偷爬树摘柿子的一群男同学中，总有他的身影。
我从小一直是家里的“乖乖女”。大学期间，我在班里担任班委、团支书。有一次，邹碧华拿着两张电影票走过来跟我说，同学那有两张票，但他们没时间去看，我想和你去，你敢去吗？
后来我们聊了很多：他小时候跟着外婆，在江西一个淳朴的小山村长大；我生长在上海，习惯了城市生活。不一样的童年、不一样的经历，让我们彼此好奇，也产生了好感。
每到周末，我们经常相约去北京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一天。那时候，他的宿舍床上都是他买的书，我的宿舍床上都贴着他画的画。碧华的父亲是优秀的版画家。碧华自小耳濡目染，对画画有自己的感悟。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碧华是个很有活力的阳光大男孩，多才多艺，又重情重义。而北大教给我们追求理想、敢于担当的精神，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像一颗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我们的爱情日渐深厚，毕业前，碧华特意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道“你的生命是我爱的雕塑”，留下了我们彼此深情的承诺。
大学四年很快过去，因为父母坚持让我留在上海，碧华很理解我父母的心情。为了这份爱，他和我一起回上海发展。
那是1988年毕业前的寒假，碧华来到上海，住进纺织大学的学生公寓。为了找工作，他一家家单位敲门，主动推销自己，一共投了60多份简历。在抛来“橄榄枝”的单位中，碧华选择了专业对口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我去了建行上海市分行工作。
1992年初，我们办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在两三桌亲朋好友的祝福下，开始了我们的婚姻生活。
1993年，为了让自己的专业基础更扎实一些，碧华有了要继续深造的想法。那时的我已经怀孕，正需要有人照顾，但我还是理解和支持他。此后的六年里，他先后考上了北大的经济法硕士、博士。回想起那段日子，还是蛮艰难的，两个人都挺难。
我清晰地记得，1993年12月8日，我临近产期，到医院产检，发现患有妊娠高血压，指标不好，马上被强迫住进了医院。那时候碧华还在北京读书。9日上午，医生打了催产素，但一直没能顺产，情急之下，我妈妈在剖腹产手术单上签了字。直到下午3点，终于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声。
碧华是晚上才赶到的。看见他的一刹那，我的委屈一股脑儿涌了上来，但是看到他风尘仆仆、满头大汗，也不忍心再埋怨什么了。我知道他对家是有责任心的，每个人对家庭付出的方式不同，他也是在努力让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博士毕业后回到上海，碧华像弥补亏欠似的照顾家里。他对父母很孝顺，把江西老家的父母接到上海来住，将儿子的房间腾出来，儿子跟我们挤一间。后来有条件换房子，他还专门在家里腾出一个独立的空间，给父亲做“版画工作室”。不管是父母生日，还是平时到外地出差，他都会记得买些小礼物送给父母。
作为父亲的他，也在用心地寻找适合儿子的教育方式。工作再忙，他也会抽时间陪儿子看英语原版小说，纠正他的英语口语。他常以自己的经历和儿子进行着男子汉之间的交流。受父亲的影响，儿子平时也很少抱怨，即使遇到负面信息也能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一个家，三代人，十几年其乐融融。而这期间，碧华也从未停止过学习。
2000年，根据组织安排，碧华前往美国联邦司法中心担任研究员。这段学习经历让他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回来时自掏运费运回了几大箱的复印资料。
那部被广泛认可的《要件审判九步法》，也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我知道他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写书，只是习惯于把平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梳理出来，经常写，有时候躺在床上也写。时间长了，整合成一套关于案件审理步骤的工具性的讲义，没想到一下子很受欢迎，出版社也向他约稿，这才有了书。
时间在流逝，角色在转变。在外面，无论碧华是书记员、法官，还是庭长、院长，但在我的眼里，他一直就是那个阳光大男孩。
2006年的一天，他得知自己最终当选为“上海十大杰出青年”，兴奋不已，一回到家就表情丰富地向我们“嘚瑟”起来。平时只要遇到开心的事，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回到家会摇头晃脑地告诉你。
他知道我眼睛不好，平时很心疼我，经常提醒我不要太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晚上出门他总会握住我的手，提醒我哪里有台阶，像是我的“拐杖”。但有一件事他坚持要我帮他做，就是帮他掏耳朵。他专门买了个带灯的耳勺回来，给我布置“任务”。每天回到家，只要时间允许，他就要我坐在他身边，帮他掏掏耳朵，觉得那是他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他爱好摄影，歌也唱得很好。看“中国好声音”节目，他说我上去唱，说不定也能进入前三甲，导师也会转身……
我想，正是这种真性情，才让生逢中国法治建设求新求变年代的碧华，激发起对司法事业的无限热忱，让他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坦然面对，保持着火一样的激情！
2008年起，碧华先后担任上海长宁法院院长、上海高院副院长，担子越来越重，我第一次发现“阳光大男孩”的白头发多了。他睡得越来越晚，写材料、看书、做PPT、给学生修改论文……
我也担心他的身体，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可以睡觉了吧！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他也不拒绝，总是答应“马上就睡”，但灯还是一直亮着。我说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的“马上”是多久啊？我觉得自己后来就像祥林嫂，唠叨着他休息……
他睡得晚，早晨起床就会晚一些，每天都是我先起来。我收拾好了，就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等他一起出门。而他总会在出门前一刻，突然加快动作吃饭、穿鞋，结果临到出门总被他占先，变成他站在门口看着我匆忙换鞋。他总是开玩笑地说：“喏，是我在等你啊，不是你等我哦……”
12月10日早上，他可能真的累了，我催了几遍，他才从床上爬起来。我早早地穿好了鞋，站在门口等他。碧华还打趣地跟我说：“总算是你等我了！”
只是为什么，我等得到跟他一起出门，却等不到他回家……
事情发生后，我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却又不得不信：生活中，我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老人失去了儿子、女婿。
追悼会的前一晚，天南海北“飞来”上海的大学同学，单独向碧华告别。在他面前，同学们唱起了碧华生前唱过的一首歌——《祝你一路顺风》，还哭着说，没唱好、没唱好！
12月14日，无数人赶来送碧华最后一程，他却安静地睡了……盖棺前，我最后一次帮他整理了一下衣服，最后一次摸摸他的脸，在他身边放下了一本《要件审判九步法》。那是他一生的自豪！
碧华，在你去世后，有那么多的领导、同事、学生和群众来吊唁你，我才知道你得到了那么多人的认可，你是那么优秀。在我思念你的日子里，无数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来到了我和孩子的身边，用种种安慰和鼓励，让我倍感温暖。
借此机会，我代表家人，向大家的关心、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想对碧华说：碧华，你放心吧，你在天国一路走好！
编者注：以上为中国楹联学会创作的反映邹碧华先进事迹的作品，曾在中央电视台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
邹院长十分注重激发我们每个人的职业价值感，他对很多人说过：“我始终有一种使命感，只要我在长宁法院一天，我就要让干警与法院共同成长。”少年庭顾薛磊精心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得到当事人表扬，邹院长亲自批示予以鼓励；执行局张青撰写了自己的办案故事，邹院长便在自己的微博上予以转载；接线员吴理凤耐心接听当事人的来电，邹院长在一旁静静聆听。在邹院长的带领下，我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自己，我找到了工作的价值，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突然发现，那些年我们淡忘的理想，在邹院长的指引下，已经慢慢融成我们心中的信念。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邹院长走得这么早，但他却活出了生命的厚度和强度。他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一个懂得尊重职业的法官，才能拥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一个拥有正确价值观的法院，才可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他亲自起草并主导推出了《法官尊重律师的十条意见》。一个基层法院，能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为保障律师权利出台正式文件，在律师界乃至法律界都引起了震动。这让我们做律师的，心生敬佩和感动，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长宁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向全区律师发出了律师尊重法官的倡议书。上海律师学院在为新执业律师授课时，将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在法庭发言时注意控制情绪、给予法官充分尊重、避免冲突等内容，均列入其中。
“希望让律师执业环境越来越好。”我和我身边的很多律师，手机里都保存着这条截屏，这是邹碧华在去世前一天发出的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的留言，时间永远定格在2014年12月9日11时45分。这是他对当天试运行的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写下的寄语。这句话，在我们心中成为永恒。
“一人逝去而众人哀，不唯哀斯人之早逝，亦哀法治之多艰。”改革从来多艰难。在深化司法改革的今天，邹碧华们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画中国法治未来，而是要打破多年来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重新调整，每走一步都会碰到“硬骨头”，都要涉险滩。明知前路艰难，邹碧华为何还能义无反顾？邹碧华曾不止一次感叹，赶上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有一批爱才惜才的法律前辈引领，有走出国门、开阔眼界的机会。像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山乡少年，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完全得益于这个时代。他感恩这个改革时代，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个时代。他用自己47年充分燃烧的一生，回应了时代需求，回答了社会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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